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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张元济
张元济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出版家，非常重视善本古籍的收购。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构筑涵芬楼以珍藏宋元明旧刊和抄校本。他与柳氏亦多有交往。民国八年（1919年10月4日）曾向柳氏借阅《金荃集》后集[10] 。民国十年（1921）曾购明万历刊本《端简郑公文集》，并撰跋曰：“是为吾乡郑端简公遗著。检查《海盐图经》及《县志》，均不载卷数，盖当时亦未见及，故不之知也。博古斋主人柳蓉村出以相眎，谓系常熟天放楼赵氏藏本，略有残缺，然确系原刊。因不多见，遂以银币三十元购之。景仰先哲，弥足珍贵。”[11]52他还辗转收得柳蓉村处别下斋旧藏本《宋诗钞补》，李宣龚序中谈及此事，曰：“涵芬楼既重印《宋诗钞》，以原本著目阙诗者凡十六家，曾谋于义宁陈散原先生，将董理补辑以成完书。会闻吴兴刘君翰怡从吴县柳蓉村得别下斋旧藏本，急以重值相易。审视藏印苑然，其署签为海宁管芷湘庭芬钞补，蒋生沐光煦编辑。盖原阙十六家既均补钞，他家名作亦多最录，总为诗二千七百八十首，为力勤矣。别下斋藏书著称于海内，而补钞复为管氏所编定，体例精善同于原书，用付印行以副初志……涵芬楼今以此本襮于天下者，盖欲使秘籍孤本不终閟也。”[12]1364由此知柳氏手中多罕见秘本，为涵芬楼提供了重要的版本。
2.3王国维
王国维与柳氏交往颇多却不甚愉快，盖因王国维曾替罗振玉购买吴大澂旧藏《十钟山房印举》一书而起。当时柳氏作为经手人联络苏州卖主进行《十钟山房印举》书籍交易。王国维与罗振玉往来书信中，有十五封之多谈及此事，由此知事情本末。由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知，王柳二人从1916年6月4日开始接洽此事，直至9月30日装箱挂号寄往日本罗振玉处，为一部书竟交涉长达3个多月。王柳合作，先是价格方面起争执。王致罗振玉书信（1916年6月4日）曰：“其价云三百两，与陈价亦合（小字：现博古堂又云三百两，系原主卖价，至少须加一成），殆书肆少出一部以邀善价。”[1]1227月18日信曰：“《印举》事今日与敬公往与柳蓉村言，渠云一周间后当遣人往苏取书，惟能取到与否尚不敢必。渠亦自言世无不先见书遽付钱之理，大约可以取到矣。”[1]136-1377月31日信曰：“柳蓉村本拟令其子往苏取《印举》，而其子患喉痧未愈，故至今未往，未识何时能取到也。”8月15日信曰：“云仍需持钱往取，大约卖主执意如此。”“书成未寄……至柳蓉村处，亦他出，其徒言往取书，坚不肯付，须以钱往乃付，且索还头本。”[1]152-1538月22日信中曰：“顷接敬公一函，云柳永村回言《印举》须以现洋乃能取到（小字：向但知博古堂，今乃知其主人乃柳也）。然印已数过，只八千四百余方，实不及万。敬函附上其价前已说过三百两，加费二十元，似无从翻悔再索费（小字：敬公所疑增价之说或系过虑）。惟印数前言万余，今乃不及万，则价更贵，是否须留，请讯示。惟首册决不还之，讬言已寄日本矣。柳估老狯（小字：又先付价，后取书，此事妥否？书可无虑，唯虑如吴石泉之集他印谱为之）。”[1]156 8月29日信中言款已筹备好， “小字：即令敬告柳蓉村，令其将送沪也。”[1]1599月4日信：“《印举》有还信，不能送来，且限三日内取，迟则不卖，并欲索头本，刁难之至。昨与柳蓉村谈判，并约景叔、敬公三面约定，书仍由渠携款去取，今日付款，明日往苏，后日返沪。如书有与头本不符，仍须退回。柳有店在此，亮不致误事也。其款由景叔断定四百四十元，内廿元乃渠之中用。”[1]160王柳价钱议好后，柳氏交书又一再拖延。9月9日信中言：“《印举》既付款后，柳估定初八行，而迟迟至昨晚始行，今晚亦未必到。”9月11日信：“《印举》昨今往催，其人尚未到。” 9月14日信：“云柳持书旁晚到。即出携书以归，凡九十九册，均系真本无讹，可以告慰。”[1]1649月18日信：“昨过柳蓉村店闲谈，告以此书仍非足本。……后柳蓉村归，则言无剔去之叶矣。”[1]1689月30日信：“初一日邮局双挂号寄上书箱提单一纸。”[1]1721916年11月12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中说：“前承寄书箱，至今尚未到，可恨已极！” 据柳向春、李顺香《罗振玉与〈十钟山房印举〉》[13]一文考证，此书盖已遗失。经历这么多波折终究未至罗振玉手中。1918年7月12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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