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实到想象：当代最好的十位小说家排名不分前后中国十大文学评论家( 二 ) _中国十大文学评论家

残雪的小说
重读残雪的小说，依然惊讶于她对“恶心、丑陋、猥琐”的复制，在这种复制中我们看到的是“恶之花”与“罂粟之美” 。然而“恶心、丑陋、猥琐”仅仅是阅读者的自身感受，残雪小说世界里的人物自己却对此毫无感知，他们经受着完全不同的体验：恐惧。恐惧才是残雪小说的核心。一切皆因恐惧而生，一切皆生恐惧。法国思想家蒙田说过：“恐惧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难忍受。”残雪在昭示侵害和否定产生恐惧的同时，也描述了笔下的人物对恐惧的反抗与逃避。但一切都是宿命，命定的厄运不可逃脱。不管是江水英钻进笼子不出来（《黄泥街》）、虚汝华把自己禁锢在钉上铁栅的小屋里阻挡他人的侵入（《苍老的浮云》），还是“我”呆在盖上盖子的大木箱里（《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都无济于事，无法获得心中渴求的安全感。这种无边的恐惧弥漫在残雪的小说之中，神秘而阴暗。1986年11月，残雪的中篇小说《黄泥街》发表，这条凭空制造的黄泥街几乎成了日后残雪小说世界的代名词，也是她观察人性的实验场。处女作《黄泥街》的故事，作为一个实际中有或没有都不确定的过去的故事，不，是作为“一个梦”讲述的，意在挖掘一个肮脏丑恶的世界，仿佛一首地狱里的温柔之歌。此后短短两三年，《苍老的浮云》、《山上的小屋》、《美丽南方之夏》、《天堂里的对话》，以及长篇小说《突围表演》，把一个陌生响亮的名字带进了文坛。“我的母亲化作了一盆肥皂水。”这是残雪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的第一句话。这篇作品无疑“具有浓烈的表现主义风格”，预示了残雪小说的走向与以后的写作历程，女性的隐秘体验与独特的写作表达让习惯了以往的阅读经验的读者目瞪口呆。正如美国《纽约时报》上的一段评论：“中国女人（指残雪）写的这些奇妙的使人困惑的小说，跟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几乎都没有关系。实际上，它们令人想起的是，艾略特的寓言、卡夫卡的妄想、噩梦似的马蒂斯的绘画。”残雪的小说是真正的现代派作品，与以前的作家不同，她不是停留在意识的层次上，更多的是写人的潜意识，她的小说没有笨拙的模仿，没有矫情作态的浅薄卖弄，一切都是从心底喷涌出来的真性和真情，她是靠先天的气质投向超现实主义。读残雪的小说，总会感受出人性的“恶”来。“恶”是残雪小说始终不变的主题。其实，正是在对恶的正视和解剖中，才会真正表现出对“善”的向往和向慕，透过苍老的浮云，我们才会体味出青春的振奋。
莫言的小说
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首发《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写的非常棒。这篇小说以“现代进行时”的描述方式表现农村的现实生活。单纯得几乎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的故事，却被作者写的色彩斑斓，充满声、光、色、影的迷离，展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象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象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正如谢有顺所言：“他早期发表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我尤为推崇，我觉得这是天外来物般的作品，那种通透的感觉、偏僻的角度、观察小孩的精准，已不可再得。”后来的《红高梁》亦是相当精彩的作品，以童稚观点回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对题材的处理体现出对传统小说叙事的叛逆，以追忆的姿态讲述历史。《红高梁》及其系列作品《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的成功，让莫言成为山东高密乡的代言人。以其生花妙笔创造了一个既写实又迷幻的乡土，他笔下的山东高密，其实只存在他的想象中，那不是历史上或现实里的乡土，而是他凭借着一己的文学壮笔，重新塑造的一个家乡，一个比历史或现实里的家乡，都要更精采更复杂更丰富更迷人的虚构的家乡，一个许多人都能理解认同的奇幻家乡。说到写作的能力，不少作家能够写出好作品，但不能持续写出好作品。莫言是一个例外，从1985年的开始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天堂蒜薹之歌》，到1989年的《酒国》，1995年的《丰乳肥臀》，2001年的《檀香刑》，2003年的《四十一炮》，2006年的《生死疲劳》，2009年的《蛙》。莫言一步一个脚印地写出了乡土中国近30年的历史和命运，作品里面饱满的“中国性”让他成为世界文坛的关注焦点。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一样，充满了象征和寓意。吸取欧美文学的创作经验，是中国1980年代那批作家的必经之路。但更为重要的是，中西文学的碰撞，促使莫言“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时事以魔幻写实手法冶于一炉”，促使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写出富有张力、情感饱满的农村“民间深层经验”，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莫言笔下的高密乡村，对于我们来说有一种触手可及的质感，仿若那一片片灿烂奔放的红高粱地，让人过目难忘，甚至能够闻到其中的泥土气息。莫言建筑了一个与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乡村，莫言的高密乡充满原始的生命力、野性的思维、对命运无常的悲悯，它触摸到了意识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重新发现和复苏了中国民间的文化传统，民间的想象和力量，以一种接近变形的方式展现出来，放荡风流，地气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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