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曾遭部下送绿帽：手下拐走其老婆投降明朝( 二 ) _李自成

袁可立府第，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原为三进院落，后经改建、扩建，房屋至数百间。与州城南部之袁家山及东西对峙的两个袁尚书大石坊恰对峙在一条中轴线上，十分威严壮观。中有“弗过堂”、“石仙堂”、“藏书楼”等著名建筑，而“藏书楼”就是许定国刺杀南明大将高杰的地方。
正月十二，许定国在睢州城袁可立府第大摆盛筵，把高杰等人灌得酩酊大醉。半夜，伏兵猝发，高杰及其随从被杀死。袁枢等人慌乱中逃走。
第二天，驻在城外的高杰部将李本身、高进库等得知主将遇害，立即攻入睢州城，对城内大肆屠掠，睢境大乱，及方圆百里，百姓遭焚掠甚惨。焚掠后的袁尚书府狼藉一片，藏书楼内袁可立、袁枢父子所藏数万卷古书名画被毁劫殆尽。
事后，高杰被南明朝廷封为太子太保;许定国率众渡过黄河投降了清军，被封为平南侯，继而率部跟随多铎，充当了清朝平定河南的急先锋，破郾城、上蔡。史可法闻讯顿足长叹曰：“中原事不可为矣，国事尽被许贼所坏。”
“得中原者得天下” 。许定国在睢州诱杀高杰事件，对整个南明格局影响很大，史可法精心组织的将明朝军事势力推进河南、守住黄河防线的计划就此落空。而清军当时只有不到一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部队的叛变加入，使清军势力增加四倍。“睢州之变”发生后，南明政权再也没有能力组织与清军、大顺军角逐中原的战争。清政府在河南从此再也没有强劲的对手。
清初史学家郑廉在《豫变纪略》中沉痛评价道：“袁园之祸，杰实自取。”
与董其昌的至交情缘
睢州之变对中国书画界来说也是损失重大，一场大火将袁可立之子、收藏家袁枢数年精心收藏的古书名画焚毁殆尽，其中包括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赠送给袁可立的名画多幅。
董其昌是明代书画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董其昌和袁可立一生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之臣” 。
公元1633年10月，袁可立的儿子袁枢去北京，顺路探望董其昌。董其昌触景生情，想起退休在家多年的故友袁可立，遂作山水画《疏林远岫图》相赠。作者时年79岁，而其时，远在河南的72岁“大司马节寰年兄”袁可立已于四天前病逝于睢州。董其昌在画的顶端赋诗题赠老友袁可立道：“挂冠神武觐庭闱，得奉朝恩意气归。圣主似颁灵寿杖，仙郎耐着老莱衣。”该画原藏于河南睢州袁尚书府第后院“藏书楼”，清后期外流，今为天津博物馆收藏。
清代画家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说：“(袁)枢博学好古，精鉴赏，家富收藏，工书画，为华亭董宗伯，孟津王觉斯所推许” 。袁枢能成为明末著名书画及收藏家，与年伯董其昌的提携有很大关系。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等多幅名画都归袁枢所有，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十六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也曾是袁氏家藏旧物，每幅都钤有“袁赋谌印”(袁可立长孙名袁赋谌)，由此足可窥见董、袁二人关系绝非一般同年，当是深交挚友。
袁可立病逝于睢州，董其昌以悲壮的心情写下了《节寰袁公行状》四册：“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董其昌为明朝著名史官，且与袁可立同时代，状文内容十分详实可考，能补清人修撰《明史》的偏见和不足，为明清史研究者十分珍贵的资料。
袁可立与董其昌在仕途上同样坎坷多艰，几起几落，休戚共生。明万历中都遭贬回籍，又都是泰昌皇帝同时启用的旧臣贤能。在魏忠贤横行的天启末年，两人都受到阉党的排挤和迫害，董其昌是“深自引远，请告归”(《明史》)，袁可立是“珰以可立有意远已，于是加尚书衔致仕”(《睢州志》) 。两人一个成为旷世书画大家，一个成为一代廉吏和历史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