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并茂：史上专供小皇帝启蒙的教科书( 二 )

于是，张居正便指导讲官马自强等人，“采摭前代君人治迹”，编撰了一部书，用作指导朱翊钧学习的专用教材。这部书的编撰者马自强也是嘉靖进士，隆庆年间，常侍于穆宗朱载垕左右，值讲经筵，是当时朝廷内一位满腹经史、为人耿直的大臣。参与这部专门教材编撰工作的，还有当时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吕调阳。吕调阳也曾侍穆宗经筵，据史书记载，每当他入宫侍读，必戒斋沐浴，“期以精诚悟主，往往援引经传，列古义以规时政。”由于参与编撰人员都是饱学之士，因而这部供万历皇帝学习的专用教材很快便问世了。
张居正主持编撰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即为“视其善者，取以为师”；“视其恶者，用以为戒” 。其宗旨乃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溯唐虞以迄汉、唐、宋理乱兴衰、得失可为劝戒者，条其事百余，各因事绘图，系之说”，故题名为《帝鉴图说》。由于它图文并茂，便于激发少年皇帝阅读的兴趣。因而朱翊钧一经观赏，便爱不释手，当时还吩咐史官，要把这件事载入史册，“以昭我君臣交修之义” 。
据有关史料记载，《帝鉴图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题名为《圣哲芳规》，编录上自尧舜；下止唐宋共23个古代帝王的“其善为可法者”事迹共81则；下部题名为《狂愚覆辙》，共录三代以下共20个帝王的“恶可为戒者”劣行共36则。《周易》称九为阳爻、六为阴爻，这上下两部书在选取事例时分别以九九八十一或六六三十六为数，用以区分善恶，暗合《易经》，可谓用心良苦。
对于所取事例，每一则还有一个标题，标题全部以四个字为限。如对汉高祖刘邦，就有“入关约法”、“任用三杰”等；对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撤殿营居”、敬贤怀鹞”、“弘文开馆”、“面斥佞臣”等；对秦始皇赢政，即为“遣使求仙”、“坑儒焚书”、“大营宫室”；对宋徽宗赵佶，即为“应奉花石”、“任用六贼” 等。每一则事例都有情节、有人物，内容皆出自史籍，“记载未详者，不敢采录”，除引录史籍之外，各篇还附有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讲释，有的篇目后面还间或有一些简短的评论文字。比如。在《圣哲芳规》第17则《却千里马》中，编撰者就在讲释汉文帝为什么拒绝臣僚献千里马的动机时评论道：“夫千里马是良马也，文帝以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况其他珠玉宝贝、珍禽奇兽?不切于人主日用者，又岂足以动其心乎?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谓也。”其评论文字之深入浅出，言简意深，由此可略见一斑。令人痛惜的是，朱翊钧对张居正的这些谆谆教诲根本没听进耳，而是当这位“少师兼太子太师”病逝后，他便全面推翻张居正倡行的新政，从此晏处深宫，荒疏朝政，并公然传索帑藏，成为明朝又一个昏庸透顶的荒唐帝王。
在《帝鉴图说》中，图画部分占有相当的份量，书中每一则事例都配着一幅画，每幅画都占一整幅页码。有明一朝，绘画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了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之外，还出现了仇英、陈洪绶等著名人物画家。《帝鉴图说》的绘画者虽未署名，但以其为御用图书配画的资格论，想必为一时之选。画面上，以二维空间表现透视关系，线条流畅，造型生动，人物的表情、动态、服饰无不精心绘制，充分展示了当时绘画艺术的超卓技艺。
这部书问世后，由于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而深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喜爱。他不用别人讲解，根据图文就能了解其内容十之三四。从此他便把此书置之座右，随时翻阅，经常于日讲之毕，命张居正为其解说，对于有些感兴趣的问题，通过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讨论，提高了思想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