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宋神宗模棱两可态度是致命伤( 二 )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王安石的观点无疑是对的，非常符合经济学的观点，即在经济建设中，在一定的限度内，国家与人民之间是可以实现利益“双赢”的，双方之间的利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应该说是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同一关系。司马光的观点却正好相反。
想当年，当商鞅与反对改革的甘龙、杜挚当着秦孝公的面公开“亮剑”，展开辩论时，时年只有23岁的秦孝公旗帜鲜明地站到商鞅一方，主张改革，可是，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高手过招时，时年21岁的宋神宗的态度却没有这么鲜明，尽管他在内心中偏向王安石，但在公开裁判时，却尽量息事宁人，两不得罪，既说王安石说的是对的，又说司马光讲的也不错，态度显得很是有些暧昧。
作为“熙宁变法”的总策划、总指挥，甚或说是总导演，神宗赵顼改革的意志、决心和诚意显然毋庸置疑，可是，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犹疑不定，以及在处理改革派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时所采取的尽量和稀泥的办法却很不足取，非常有害。
有这样一些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史载，青苗法颁行后，当时知青州(今山东临南以东的北部地区)的大名士欧阳修连续向朝廷上了两道折子，指斥青苗法，要求朝廷收回这个政策，并且拒绝在他管辖的地区实行青苗法。而几乎是在同时，时任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也上疏强烈反对青苗法。就因为欧阳修与韩琦是三朝元老，神宗父子又是在韩琦一手操纵下登基的，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但韩琦的话神宗却非常在乎，所以，在接到韩琦的奏疏后的第二天，他便单独召见王安石，第一句话就说：“朕始谓青苗法可以利民，怎料到会糟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没想到变法才刚刚开始，而且，几乎所有的变法内容都是事先向神宗汇报并经他反复斟酌过的，可一遇到阻力，他就立场动摇，犹疑不定，心里顿时窝火，于是便没好气地说：“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
又据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实类苑》记载：“熙宁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上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
显然，由于在变法问题上，王安石主张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神宗皇帝却心慈手软，不敢较真，所以，新法推行老是不到位，欠火候，到最后总是一锅夹生饭。
再有一个例子就是，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乘机造谣惑众，抨击变法，说这些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熙宁六年(1073年)，华北、淮南一代连续十月干旱，灾情十分严重。神宗为此忧心忡忡，竟也开始相信这是上天的某种警告，并对自己继位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新法进行反思。正在此时，一个叫郑侠的小官员到开封街头画了幅《流民图》秘密呈送神宗，图中所描绘的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使神宗大受震动。在这种情况下，神宗偏听偏信，以为一切都是变法的错，于是在第二天，没有征询王安石的意见，他就下令暂罢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18项法令。
王安石知道后，异常失望，但又无可奈何，他向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面加一把火，接着又泼一瓢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应该说，王安石说的是对的，他的话可谓击中了宋神宗的软肋。虽然一心想变法图强，却又优柔寡断，在原则性问题上始终与反对派妥协，这应该说是酿成“熙宁变法”悲剧也是造成他本人悲剧命运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