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诗人屈原之死疑云：自杀说未必是事件真相 _爱国

诗人之死，早已成为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而最早的一次中国诗人殉难，可以追溯到先秦的屈原。先秦人视死如归，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文化景象。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像春秋战国时代那样，对死亡(自杀)保持着极度的轻蔑，仿佛只是一次短暂而炫目的反生命旅行。
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开始直到今日，所有的人都坚信屈原因政治忧愤而投江自沉的动人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描述说，屈原在最后的日子里写下了遗嘱《怀沙》在发出“人生在世终须死啊，对自己的生命就不要太珍爱”的叹息之后，就怀抱着石头，投入汨罗江自杀而死。
其中的一个证据，是收录在《九章》组诗里的《渔父》一文。这是中国最早的纪实文学之一，其中载有屈原对渔父(隐士的化身)的动人对白。屈原披头散发地来到江边，在荒野草泽上边走边悲愤长吟，神色憔悴，形体瘦弱。他对陌生的渔夫说，我宁可跳进湘水，葬身渔腹，又怎么能让自身的皓然清白，去蒙上世俗的尘土呢?这一表白，似乎可以再度证明屈原怀有强大的自杀情结。但这篇《渔父》是典型的“他者叙事”：它只是一份旁观者的记录，而不是屈原的自我陈述，所以还是不够充分有力。
被用以证明屈原自杀的主要证据，其实就是他被放逐后所写的《怀沙》。诗人在诗中这样宣称：自杀的信念已然确定(“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跃，去拥抱(“怀”)江底的柔软泥沙(“沙”) 。但《怀沙》也像是根据其自杀传说而炮制的伪作。《九章》的格局除了《橘颂》是四字诗经体外，都是工整的六字体(不包括语气词“兮”)，唯有《怀沙》四、五、六字句相混，犹如一个民间艺人在对屈原展开精神仿写，却又完全不顾屈原本人的书写习惯，而且语词风格也与其它相异，所以有人怀疑它和《远游》、《卜居》和《渔父》之类，都不是屈原的手笔，却又被人精心编入《楚辞》，以此作为屈原自杀的明证。这种蹊跷的情形，反而引发了我们的注意。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的《楚辞》注本，其“严谨性”曾受到“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的严重质疑，指责这对父子是历史造伪的大师。但他们蓄意篡改《楚辞》，费劲地伪造屈原自杀的史实，似乎缺乏强烈的动机。在我看来，伪造屈原“遗嘱”和“旁证”的人只能是屈原的同代人。为什么当时有人要伪造他的自杀遗书?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企图掩盖死亡的真相。这迫使我们发出下列追问：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屈原死亡的真相?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谋杀!
诗人屈原的性取向之谜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许多人有杀他的动机和嫌疑，司马迁在《史记》里例举的就有对他厌烦的两位国王、奸臣上官大夫靳尚和令尹子兰，此外还有秦国大臣张仪等等。这些都是大权在握的人物，由他们组成了打击屈原的政治同盟。屈原虽然文华四射，才情孤高，却对官场潜规则一无所知，一味的恃才傲物，结果遭到政敌谗言，先是被楚怀王所嫌恶而罢官，既而又因满腹牢骚而开罪新王楚顷襄王，被流放到今湖南汨罗江一带，成为一文不名的流浪者。但由于屈原已遭贬窜，除非有极其特殊的原因，他们没有必要再派刺客去追杀这个在仕途上已毫无希望的人。因此，在我看来，这个人的死，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结果而已。
屈原在爱情方面的浪漫特性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诗篇都涉及了爱情，但他的性取向却遭到了后人的质疑。屈原喜爱穿奇装异服，成天弄顶高帽子(峨冠)戴在头上，衣袍上缠着长长的佩带(博带)，还摘了许多鲜花和香草戴在身上，甚至屋里也到处装饰着气息芬芳的花草，这种沾花惹草的习性，实在与常人大相径庭;他还多愁善感，经常为自己的厄运而失声哭泣。所有这些“娘娘腔”都成为猜疑的理由，他因而被指陈为同性恋者，甚至有人称他与年轻诗人宋玉关系暧昧，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