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迥异结局( 二 ) _李光

3、同遭猜忌
收复两京后，758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联军共计步骑20万众，围困安庆绪于邺城(时安禄山已死，其子安庆绪即位大燕皇帝) 。然而奇怪的是，唐肃宗调动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居然没有设置军事统帅，而是派了一个不知兵的太监鱼朝恩为监军。个中原因主要是唐肃宗经过对安史之乱的痛定思痛，对军事将领已经非常猜忌，害怕他们走安禄山的老路。所以，故意不设统帅，令各路节度使互不相属，相互牵制。而大太监鱼朝恩是皇家信得过的人，故安排此人总揽全局，监视各军。正是因此，九节度使联军互不统一，最终惨败于史思明叛军。当时诸军皆损失惨重，唯李光弼与王思礼所部全军而还。
这次惨败的责任被鱼朝恩推给了郭子仪，肃宗遂将郭子仪召还京师，削夺兵权。尽管将士们哭着挽留郭子仪，但皇命难违，郭子仪只得怅然离去。尽管郭子仪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这仅仅是他遭猜忌、排挤的开始。此后，郭子仪被废置多年。
郭子仪被闲废后，李光弼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统帅。面对老对手史思明的十几万精锐，李光弼审时度势，认为河阳北接泽州、潞州(治今山西晋城、长治)，利则进取，牵制史军西进;不利亦有退路，表里相应，能伸能缩，有“猿臂之势” 。遂领兵2万，主动放弃洛阳，退守河阳。河阳之战，李光弼料敌在先，部署周密，凭坚拒守，择机出击，以绝对劣势兵力，杀敌两万，取得了河阳大捷，阻止了叛军西进，保全了长安。河阳大捷，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
此时，著名的谋臣李泌建议以郭子仪统率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阳，然后进军河北，与李光弼成南北夹攻之势。这个作战方案若能实行，必将加快平叛进程。但祸国殃民的宦官鱼朝恩以私害公，横加阻挠，“复为鱼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
随后，肃宗再度重蹈玄宗的覆辙，不顾战场实际，逼令李光弼收复洛阳，并再派鱼朝恩赴前线监军。同时，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因嫉恨李光弼军法严明，也随声附和鱼朝恩，妄称东都可取。李光弼头脑清醒，指出“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761年二月，在肃宗的严令下，李光弼被迫出兵，与史思明对阵于洛阳北之邙山。李光弼命唐军依险设阵，但仆固怀恩却布阵于平原开阔地。李光弼告诫他说：“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命他把军队移到险处，但勇而刚愎的仆固怀恩却拒不听命。史思明趁机袭之，唐军大败。仆固怀恩作战勇敢但刚愎自用，“麾下皆蕃、汉劲卒，恃功，多不法”，以往仆固怀恩为郭子仪属下时，郭子仪宽厚曲容之，“每用兵临敌，倚以集事”，故能悉心卖命。但李光弼“性严”，对仆固怀恩的不法行为不给情面，两人自然势如水火。由此亦可见，李光弼虽打仗在行，但在统御部下、为人处世方面，确较郭子仪略逊一筹。
邙山之败完全是由唐肃宗、鱼朝恩干预军机及仆固怀恩不听指挥造成的，尽管肃宗认识这次失败到非李光弼之错，但李光弼还是离开了平叛主战场，以“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的身份任地方军区司令。
此后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军事指挥官是仆固怀恩。762年十月，新即位的代宗(这年四月肃宗死，代宗即位)以仆固怀恩为主要军事统帅，对史朝义(此时史思明已死于内讧)展开了最后的进攻，次年，安史之乱终于平定。而一代名将郭子仪、李光弼最终未能亲手平定叛乱，殊为可惜。
4、迥异结局
代宗即位后，依旧信任太监，程元振、鱼朝恩等辈继续左右朝纲，而且两人皆与李光弼不协，并不断对李光弼进行中伤。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遭程元振谗言被杀后，李光弼更是深感畏惧。在这种情况下，一代名将、执军法如山的李光弼自镇临淮(治所在徐州)后，竟不敢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