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为什么日本会进攻中国，原来早有预谋！( 二 ) _日本

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 。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在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 20 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国策，基旨颇类 19 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阴，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 吉田松阴(1830-1859)和福泽谕吉(1835-1901)
吉田松阴承袭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他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吉田松阴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
吉田松阴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值得一提的是，1862 年，幕府派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他们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国观”发生重大变更：由先前对“文化母国”的景仰，衍为对一个庞大弱邻的鄙视，并生出侵凌之念。
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写道：“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激发起高杉晋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高杉在上海撰诗《晓步西门外》云：“自许皇国刀锋锐，五大洲中可独行。”
福泽谕吉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为启蒙论者，福泽力倡“文明开化”，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亦为题中之义。他主张学习欧美，同时把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的“恶友”，予以抛弃乃至侵凌，这便是福泽的“脱亚入欧论” 。
为实施“脱亚”“侵亚”，福泽谕吉倡导穷兵黩武。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 1887 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
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 7 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 1887 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