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如何幸福地活着，有意义地离去( 二 ) 因公|东莞市公安局|中堂医院

当儿子知道叶伟真要捐献遗体时，她已经把所有字都签完了。得知母亲以后连骨灰都不留下时，一向沉默少言的儿子说：“妈，在你的骨灰被撒掉之前，我得去抓一把，装起来，留着。”
叶伟真在家填表时，恰好被正在上二年级的孙女看见了。孙女疑惑地问：“奶奶，你为什么要把眼睛给人家？那你不就瞎了吗？”
“奶奶走了以后，医生会把我的眼睛给别的小朋友。一双眼睛能救好几个人呢，你想想，在黑暗中看不见的宝宝们，或是因病上不了学的孩子们，他们多可怜。”叶伟真向孙女解释。
这些年来，叶伟真一直想给后代做正能量的榜样，她觉得，志愿捐献遗体就是最好的言传身教。
叶伟真的母亲朱秀英看到电视新闻后，心里打鼓：“人没去世就要捐了？我平时连打针都害怕呀。”叶伟真赶忙和她解释：捐献是人走后才进行的程序。朱秀英这才安心，也决定捐献遗体。
在叶伟真看来，遗体捐献者是平凡且伟大的。“其平凡在于，捐献者是普通的百姓，做的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伟大在于，大家是在为人类的医学事业进步作贡献。”
为发动更多的人加入捐献行列，安徽省红十字会启动遗体捐献宣传走进社区活动，在邮电新村成立爱心社，很多老人成了宣传志愿者。
82岁的爱心社带头人吴荣坤时常带着一个宝贝布袋，里面装着邮电新村遗捐志愿者成员资料。41位志愿者的名单占满了两页纸，有4位后面备注“已于某年某月某日去世实现遗捐承诺”。
“登记填表需要2张照片，我让他们提供3张。”吴荣坤说，自己也80多岁了，登记的人多了，不一定都能记住面孔，自己留一张照片，能一一对得上，方便联络。目前，吴荣坤已经协助了12位志愿者办理登记手续。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受到影响，认可、理解遗体捐献这件事。
2016年5月13日，吴荣坤突然接到志愿捐献者毛庆祥的儿子的电话，说他父亲快不行了。吴荣坤赶来送老友最后一程。他当场含泪拨打了安医大接受站的电话，因为他知道“眼角膜不能等太久，要在几个小时内取出”。
现在，41名登记的志愿者中，有9对夫妻，其他人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同事、朋友，有的是兄弟。其中年龄最大的周凤翼92岁，最小的张峰50岁。张峰的哥哥张彪于2013年登记。两年后，张峰完成登记。吴荣坤曾建议，这么年轻，要不要等几年？兄弟二人都表示，“不用等，就现在！”
“让捐献者活得更有尊严”
安徽遗体捐献工作始于上世纪60年代，但是此后的40余年间，安徽省红十字会只收到7例捐献。
“如今，人体器官和遗体供需矛盾依然严峻。现在国家的捐献率是百万分之三，理想的数字应该是千分之一。”付杰分析。目前，安徽全省办理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在1万例以上，1200例捐献完成。安徽的医学院校每年共需要150-180具遗体，但安徽平均每年只完成捐献100例左右。
“十几年来，通过政府努力、法律法规完善、媒体报道，现在，老人们可以自豪地说，我是遗体捐献志愿者（家属）！”付杰也呼吁，期待看到更多街道、社区支持这项工作，这是一项精神文明建设事业。
安徽省红十字爱心社志愿者服务队也进社区开展义诊活动，把捐献志愿者的故事编排成小品、话剧。“每一次宣传活动都能带动一次捐献小高潮。”吴荣坤说。
除此之外，志愿者的身体健康也需要关注。付杰介绍，“我们一直强调，要让志愿者生活得有质量，不是填完表就‘等死’。之所以成立志愿者服务爱心社，就是让志愿者们有好的身体和精神生活，发挥正能量，宣传爱心事业。”此外，从志愿者登记到捐献到火化再到安葬的各流程，相关部门和机构都应做到严格化、规范化、人性化服务，做好协调、沟通，不能造成家属、亲友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