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中的倒霉蛋应瑒如何变成了御用文人？( 二 ) _生活百科

清初著名诗人兼诗论家陈祚明评说《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诗立言得体，比“俗笔”高明，自有见地。既与权贵亲近，又不显得奉承，这向来是侍从文人的作风。文章或许很得体，但总显得有些平庸，毕竟放不开。在这样一个讲究尊卑关系的国家，要想在公宴诗中找到富有新鲜意味的作品，并不容易。或许应瑒的经历太过飘零，少了几分建安风骨中的慷慨激昂，太容易迁就环境而又缺乏那种豪迈。因此，曹丕批评应瑒“和而不壮” 。但正如学者顾农所言，当应瑒不受命题作文的约束，可以自由发挥时，就能写出好作品。像他给老朋友写信，讲到自己的处境时说：“朝隐之官，宾不往来，乔本之下，旷无休息，抱劳而已。”应瑒对自己充当帮闲之官，有很深的自责与自嘲，这内心独白虽然平淡，但意味不凡。可谁愿意平庸呢？但作为帮闲之官，他又能怎么样呢？领导定下的意旨，违背又能如何？不如就这样过吧。
在建安七子之中，应瑒可能是最没有远大抱负的。经常易主，这或许导致他最后只有一个想法：跟着一个人，安安稳稳干一辈子，做出点事儿。可这样患得患失多年之后，他被磨平了，他被后世研究者认为相对“平庸” 。就这样一个“平庸”的人，在建安二十二年，一场瘟疫横扫中国之时，和徐干、陈琳、刘桢、王粲同死于瘟疫。他们死后一年，曹丕在《与吴质书》书中提到应瑒时回忆道：“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而在顾农看来，“这恐怕也只是应瑒死后才说的高姿态的风凉话，人们记得当年曹丕不断地命题，让应瑒以及其余几位来写什么州乡衡诗杨柳赋，无端耗散他们的才华。应瑒恰恰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建安七子中的倒霉蛋应瑒如何变成了御用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