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曾向日本幕府借兵共谋反清复明( 二 ) _日本

本来德川幕府在中国明清交战中是同情南明，将清兵入主中原视为“华变于夷之态也”，但对南明多次乞兵一直冷淡，可见其所持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所谓冷淡，并非等于不愿出兵，何况当时日本还“颇有经略中国的雄心”，但因为此事关系到与清廷的两国关系，所以不能不权衡明清战事演变和得失利弊，慎重对待之。如南明隆武二年(1646)郑芝龙遣使乞兵，据栗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记载，德川幕府“以拒绝为耻，纪州、尾州、水户之藩更竟欲出任总大将”，只是获得郑芝龙降清和隆武亡的消息，才使出兵成为泡影。结合当时明清斗争形势，不难看出，“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是经过德川幕府慎重考虑后决定的。郑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乞兵日本，当时永历方面李定国已与郑成功约定北伐，李定国还约定李来亨在湖北配合郑成功北伐出击，魏耕等人积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活动迎接北伐，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明永历十二年即清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北伐是关系到明清双方命运的决战，关系到清廷能否实现一统局面的决战。郑成功深知此举重要战略意义，所以北伐前他在厦门积极练兵，筹足军饷，遣桂梧等人去日本乞兵，与张煌言会师，邀请海外遗民如朱舜水回国参战，说明他非常重视北伐，充满必胜信心，因而他在致德川家纲信中说“中兴伊迩” 。这个非同寻常的复明计划，引起了日本重视。尾张、纪伊、水户三藩侯都主张出兵，对德川幕府决策影响甚大，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终有“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表明日本希望明清交战中出现“夷”变于华之态。诚然，有明一代倭患不绝，实际是与当时日本长期内乱背景有关，与日本执政者不相干，有明一代日本执政者从未向中国出兵，而这次“日本大举兵”尽管是在郑成功北伐败后，且途中遇暴风而“回师”，对明清交战没有实际性战略影响，对当时中日关系也没有产生复杂化的消极影响，但这毕竟是明清史和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
为何中日两国史籍没有记载呢?因为此事关系到德川幕府与清廷的两国关系，问题复杂，何况是日本单方面不宣而战，纯属德川幕府绝对机密，不会轻易公开暴露，更何况未与清兵交锋就“回师”，日军未在中国登陆，自然没有引起两国史家注意。李氏朝鲜与清廷有着特殊关系，但林寅观、曾胜、陈得等95人被押送回国惨遭清廷杀害使李氏朝鲜震惊，故以后处理漂来明遗民就格外慎重。李氏朝鲜虽然从曾胜供词中知道此事，但李氏朝鲜与明朝有旧，不忘记万历壬辰年援朝抗倭之恩，故没有张扬此事，仅见于私人实录性《漂人问答》中的只言片语，不易被中日史家发现。不过，郑成功北伐檄文中声称“不期而会者海外一十四国”，则吐露出日本将要出兵信息。日本素有其小国数十之称，德川幕府控制诸藩，统一日本，故郑成功“海外一十四国”实指日本，而“不期而会”则表明德川幕府与郑成功就日本出兵之事已有默契。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后的德川幕府与郑成功外交活动中已经正式提及到了此次日本出兵之事，如永历十四年(1660)七月，郑成功命总兵官张光启去日本乞兵，十一月张光启回称德川幕府“以其前出兵损失，坚意不允” 。“其前出兵损失”，即曾胜供词说“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洋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日军死于海难者不少，成为德川幕府“坚意不允”的表面理由，亦可证张光启出使日本是日本出兵几个月后之事。
为何德川幕府对郑成功乞兵态度前后不一呢?联系当时背景就能看出其原因所在。本来郑成功北伐战争初期形势不错，“四方响应，皆谓中兴”，三吴地区人民都希望郑成功北伐告捷。当时清兵处劣势，江宁指日可下，全国震动，清廷“欲出京兵”援江宁。但郑成功在此关键时刻犯了骄傲轻敌的严重错误，如围江宁而不攻，军纪松弛，不夺取江宁所属咽喉要地，使清廷从沿海调兵得以增援江宁守军，使清兵实力增强，并且后来战法又不当，如江宁外围之战大败就从镇江扬帆而去，错过化被动为主动的机会，北伐终因郑成功的原因而失败。北伐失败，使李来亨、刘体纯、郝永忠大顺军余部受到不利影响，不能在湖北荆州、襄阳打开局面，“遂屯巫山巴东之西山”，并意味着南明最后一次的复明希望破灭了。不难看出，日本出兵洋中遇狂风而回师，德川幕府已得知郑成功北伐败后兵力严重削弱，永历朝行将灭亡，清朝基本上控制了全国内陆，德川幕府对南明复明已不抱有希望，岂能不顾中日两国关系，而再次出兵甘愿与清廷矛盾复杂化并冒势必失败的风险呢?所以，张光启奉郑成功命出使日本失败是注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