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均提倡植树永乐年间盗木十株廷杖四十( 二 )

明代提出，除大内御园广植树木外，凡沿河开阔地带，道路两侧，空旷地段，均可普遍植树，“视土气(质)而选树种，或疏或密，疏者丈余一植，密者三五步一植，树种可杂混，因地而宜，不可一统，以成林为宜。”
清代编纂的《永定河志》记载：乾隆时期曾规定河兵每人每年要种柳100棵，树苗的规格是“长八尺，径三寸”，要求栽植标准是“惊蛰后地气通，于附堤内外十丈柳隙，刨坑深三尺栽种。”栽后要保浇保活，“不时灌溉，至夏秋之交，点成活树木以七成为率，岁终报部议” 。乾隆皇帝还总结出植柳的经验，写成一首五言诗：“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内则根盘结，御浪堤弗败，外惟徒饰观，水至堤仍坏。此理本易晓，倒置尚有在。而况其精微，莫解亦奚怪，经过命补植，缓急或少赖。治标兹小助，探源斯岂逮。”碑文至今仍立在永定河金门闸东侧，给后人植树予以启示。为发动永定河沿岸村庄的人们广泛植树，清代还制定了若干奖励办法，其中有“植木以户为计，凡五十株以上者奖，百株另奖，千株重奖，无一食言。”
为提高树木成活率，乾隆时期还将松柏栽植的时间由春天改为冬天，下雪后，将树根周围以雪培之。此外还鼓励官员广植树木，曾制定“立捐栽议叙之法”的奖励制度。
咸丰十年(1860年)，长河沿岸树木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乘龙船途经长河时见到破败之景，即命醇亲王治理长河两岸，并要求从西直门外倚虹堂起，到颐和园南面绣漪桥正南泄水闸止，每隔两丈(约6.6米)种植两棵水杨，水杨之间夹种一株山桃。从昆明湖西堤南段到玉泉山静明园东宫门外，每隔两丈栽植两株垂柳，垂柳之间夹种一株山桃。
历代均有严惩盗损林木措施
永乐年间盗木十株“廷杖四十”
元代大都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河畔植有大量林木。大德年间因看护不周，致十余株树木被伐，“成宗闻之，顿感不悦，令速查上奏。”“不日，刑部将盗木者绳之，以法而办。”
明代为防止蒙古残余势力南侵，在长城内外广植树木，辅以防御作用，但有人私自砍伐树木，以为柴薪。永乐年间居庸关附近村民盗伐林木十余株，被查后，“廷杖四十，课以罚金” 。嘉靖年间有工部官员虚报种树数量，骗取植树款项，嘉靖皇帝“勃然而怒，斥其大胆妄为，随革官职，永不任用，令加罚金。”崇祯五年(1632年)春，皇陵(十三陵)植树千余株，但一个月后许多树木枯死，崇祯皇帝命人彻查。原来是上林苑林衡署(负责皇家果树花木种植机构)官员在采购树苗时，以次充好，购进的是劣质树苗。责任官员遂被革职查办。
清代林业法律中对园陵树木的保护有严格规定：“凡盗园陵内树木者，皆杖(用鞭笞或竹板打)一百，徒三年。若盗他人坟茔内树木者杖八十。若计赃重于(徒杖)本罪者，各加盗罪一等。”雍正继位时要求严格保护山林：“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歹徒之窃盗。”“有违者必处治，无论官民。”
在植树成活率及养护管理方面，清代也有明确规定。康熙时曾规定：栽种仪树(陵园内树木)，原定委官监种，限以三年。限内干枯者，监种官自行补足，限外者，由部复给钱粮补种。乾隆、嘉庆年间进一步修订，改为“仪、行树(道路树木)株，三年限外，仪树每千株回干(枯死)不及十株者，免议，十株以上，降一级留任;行树每千株回干不及五株者，免议，五株以上，相关官员罚俸六月，二十株以上，罚俸一年，三十株以上，降一级留用。其仪树每千株回干至一百株以上，行树每千株回干至五十株以上，主管官员降一级调用，并将主管大臣罚俸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