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与王羲之的书法一样出色有什么异同？

王羲之和颜真卿，是书法史上两颗最耀眼的星座，两人同乡并以各自的特性，构成了两大截然不同的艺术和审美的体系。千百年来，一直是书学研究最重要的对象。
（一）两个不同的领域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和文化的流传于传播，主要靠抄写与刻石。由于材料与功用的不同，各自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和情趣也就各异。前者可谓书卷之作，后者称为“铭石之书”；前者为帖，后者为碑。另从文字上看，至汉末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书体——楷书和行书均已初具规模，并出现了两位草书和楷书大家——张芝和钟繇。这两种书题都是循着文字由繁入简的发展规律而产生的“今体”；再者，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书体演变的程度也各异。在正规场合，如书碑，仍采用隶书。而“今体”主要用于民间实用的场合，古今参半。即便至东晋，也是如此。如与王羲之同时代的《王兴之墓志》、稍晚的《爨宝子碑》、《爨龙颜碑》，非隶非楷，很不成熟；再次，自建安十年（205）曹操下禁碑令后，直至东晋灭亡，除了北朝，民间不能私下建碑，是由北碑南帖之称。羲之恰好生活在这一演变时期，早年师从卫铄，此后几乎到晚年，主要潜心于张芝和钟繇的书法。这三家均属“今体”的代表人物。羲之一生没有写过碑，从其流传下来的摹刻本看，均属书卷之作，又以信札居多，表现形式相当的自由、灵活、随意，有很强的时间感暗示性。
通过最实用的形式、最为日常的境界，转换成飘逸洒脱、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这是王羲之作品中最具魅力之所在，从而达到老庄哲学中艺术化、自然化人生境界。如他的《孔侍中帖》、《平安帖》、《远宦帖》。正因为杰出的艺术成就和雅俗共赏的新书题，奠定了王羲之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最辉煌的地位。
正如张怀瓘《书议》中说“（羲之）得重名者，以真（楷）、行故也”，“因取世人易解，遂取王羲之为标准”（《书估》）。使后来学者，莫不以他的书体为范本。这样在实用书体中，羲之无意中起到了统一中国文字的作用，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一点，是任何书家都无法同他匹敌的。历史造就了这位天才。
【颜真卿与王羲之的书法一样出色有什么异同？】与羲之不同，颜真卿主要是铭石之书，既取决于他的个性；又同他的癖好与实用性有着内在的联系。《书林记事》中记：“（鲁公）性嗜石，大几咫尺，小亦方寸。晚年尝载石以行，而藏之。遇事以书，随所在留其镌石”铭石之书主要用于书碑题铭，讲究严正端庄。故在唐太宗之前，刻石所用的主要是篆、隶、楷，原则上排斥随意性。既然是铭石之书，就需考虑到能长久流传，要达到这一点，行笔必须充实，入纸贵深，便于深刻。在初唐，欧阳询和褚遂良早期两碑属铭石之书.随着羲之书风的流行,除了少数如李邕等外,铭石之书几欲失传。因鲁公嗜石，故使他比任何一位书家更熟悉笔墨与石之间的关系。对此，早在上元二年（760）所作的《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中就曾这样写道：“盖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获广息善颂之义，遂绢写一本，附史元琮奉进，兼乞御书题额，以光不朽。缘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臣今谨据石擘窠大书一本，随表奉进，庶以竭臣下缕缕之诚。”
“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道出了颜真卿对铭石之书在使用传播中的见解和务实的作风，擘窠大书也就由此而诞生了。以篆隶厚重之笔，变初唐瘦硬研美的楷法；又取篆籀体势，外密内疏。这一规模，早在四十六岁时所作的《东方朔画赞》中已初具端倪。研美秀丽的书体对书卷之作果然合适，但对于端庄正严的碑来讲未必协调，所谓内涵制约形式。另一方面，颜真卿将行草书中参入篆籀笔意的成功经验合理地融于楷书中，加重了笔画的厚重感，长者使短，短者使长，最大程度地利用每格空间，宽博雄浑，大气磅礴，具有体积感的暗示性。以拙为美，以朴为华，既增添了碑的感染力，又是其人格得到自然的显现，表现出强烈的存在感。即便在他的行草书中，也表现出这种特点，这是同羲之书法的最大差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