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客观的看待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做法？( 二 )

【如何客观的看待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做法？】纵观他们对于津案的批评言论，很少有主张用近代的军械和技术来抵抗侵略者的，更不能从近代国际公法所谓主权及国际通商经济利害角度去理解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实质，而只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所谓心性之学、夷夏之辨上。
马克思说：“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获得解救，以为只要他们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用魔法制服敌人时就算打败了敌人，总是对自己未来以及自己打算树立而不过现在言之尚早的功迹信口吹嘘，因而失去了一切对现实的感觉。”顽固派和清流党就是这样的弱者。他们的激情，只止于叫嚷，而提不出时势所许可的行之有效的方案。
曾国藩由衷地感叹：“洋务之棘手，在于人才之匮乏，人才之罕见，由于事理之不明” 个性与社会的冲突，志事与声誉的相岐，是历史永恒的命题。能从中体察出时代信息者，并不多见。曾国藩有关时局的过去与将来的检讨、反思和展望，是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社会缓慢的变异在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思想深处的折射，也是考察曾氏在津案前后所作所为的真实动机不能不触及的所在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的曾国藩并没有为自己所处的进退维谷的窘境加以辩解，对于舆论的谴责， “公惟引咎自责而已。”他不是不懂得机诈权变的人，从早年处置湘军与八旗绿营的关系以及李秀成案中那场与朝廷不痛不痒的暗斗等许多事情上，都可看出他的非常手段和对于权术的精深了解。但他仍置名誉的弃毁于度外，平静地去面对千夫所指的现实。从封建的道德规范来看，曾国藩忠君爱国深厚的儒学背景并不后人，但他却不象一班士大夫那样矫情立异，沾沾自喜地标榜不已。既不让步，也不声张，寓率真于复杂之中，曾国藩具有真正的儒家精神。“曾国藩救了满清，但满清并不能救中国”因为整个社会基础是旧的，所以反对曾国藩的，正是那个旧制度以及和他同属于一个阶级的广大官僚和士大夫。
他所面对着的，是整个矫饰的社会。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而他的行为却被同一时代所扼止。最后，他带着“名已裂矣，亦不复深问”的复杂心情，冥心孤往地走向历史为他安排好的结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许是世上最可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