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最初传播：佛教音乐先被张骞所引进( 二 )

看来，这首第一次传入中国的佛曲在被当作军乐使用后运气不佳，兴于斯、亡于斯，在战乱中消失了。
再谈有辞之乐。慧皎之所以断言“金言有译，梵响无授” ，是为了推出另一位在中国佛教音乐史中不得不提的人物曹植。慧皎在概述了中国佛教徒对佛教音乐译词配曲问题的困惑之后，欣喜地写道：“始有陈思王曹植，深爱音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
曹植渔山制梵的故事，流传甚广，不但佛教的典籍多有记载，就连儒、道两家，也对此津津乐道。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载：“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则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唐道世《法苑珠林》亦载：曹植“尝游渔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 ，乃摹其音节，写为梵呗……”此外，唐道宣《广弘明集》等典籍中均载此说。
曹植(公元192-232年) ，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自幼颖慧， 10岁能诵诗文，他的“七步诗”和被其兄曹丕嫉逼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他不但才思敏捷， “少而好赋”、“所著繁多” ，且通音律， “世间术艺，无不毕善” 。他的思想亦很丰富，虽然从未皈依佛门，但作为一个悟性极高的知识分子，同时又作为一个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怀才不遇之士，他不可能不对当时最时髦的新思想——佛教本能地感到极大的兴趣。他曾沉浸于佛典。《法苑珠林》称他“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终极也。”正因为他既迷恋佛教又有极高的文化教养和音乐才能，所以，他才具备“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育，咸宪章焉”的资格。
中国古籍中谈及作曲，常有“闻天乐”、“得神授”的说法，这或许出于古人对音乐创作的崇拜心理，也可能系古人为了追求一种神秘化效果而有意制造的氛围。具体到这两段记载，则包含着一种曹植所创佛曲与天竺佛教音乐有关联的暗示。那么，曹植对中国佛教音乐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佛教的最初传播：佛教音乐先被张骞所引进】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这句话。
其实， “契”字，原为刻写之意。契者，书契之契也，是含有“记录下来，长久不变”的意思在内的。这样，慧皎的话便很好理解了，就是“口传的曲调有三千之多，其中被记录下来的(很可能在慧皎时尚能见到的)有四十二首” 。
本来“契”便是写，把音乐写下来，不是乐谱又是什么呢?那么，曹植所用的乐谱，究竟是哪一种呢?我以为，很可能就是《汉书》中所讲的“声曲折” 。王先谦(1842-1917年)《汉书》补注解释“声曲折即歌声之谱，唐曰乐府，今曰板眼” 。“声曲折”以曲线状声音的高低婉转，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直观的，不甚精确的示意谱。它虽不能像现代乐谱那样精确地限定音高音值，但却能为使用它的人起到某种程度的“备忘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