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曾现史上最热三伏天：道路行人多有毙者( 三 ) _伏天

“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这是乾隆年间《浮山县志》里说的。反映同一事件的官方记载，还有“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天津县志》)、“(五月廿八(7 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熏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高邑县志》)、“大旱千里，室内器具俱热，风炙树木向西南辄多死。六月间，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热死。”(《青城县志》)……
由此可见，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 。《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法国教士宋君荣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 。
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 “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形势紧迫，乾隆皇帝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 ，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专家的研究换算，乾隆八年(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 。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 。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 1942年，华北出现了极端高温纪录42.6℃、仍低乾隆八年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