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的五年平辽大梦被皇太极戳破：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发生的背景：
历史学家通常把皇太极于崇祯二年（1629）的第一次入口征掠称为“己巳之变” 。这次战役在明清易代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从宏观上来说，它标志着双方战略形势的又一次重大转变。明朝的堡垒推进、经济封锁和外交联盟政策都在此役后逐渐瓦解，永久性地失去了战略主动。从微观上来说，此役又带出了好几个关键的话题：如督师袁崇焕之因反间而被逮杀；如山、陕、甘等地勤王军之哗变，成为明末农民起义之关键力量；如崇祯又被迫再次加饷，终于陷入财政死循环；甚至因为此役的缘故，九边严防北寇，西北等地得不到米粮接济，饥民大起，从而使得无业游民李自成得以起事，最终成为明朝之掘墓人。种种前因后果，皆在这次事变中交错缠结，令后来读史者叹惋不已。这次战役从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金兵入口开始，直到崇祯三年五月底阿敏等人全数退出关外为止，历时七个多月，本文按各种史料略述其发生的背景情况。
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死于叆鸡堡，第八子皇太极继位。当时，他所要面对的形势是相当不利的。
从政治上说，努尔哈赤遗命诸王共同议政，皇太极要与其余三大贝勒共同并坐，其权力并不稳固集中，内部斗争十分激烈。
从军事上说，努尔哈赤晚年有好长时间并无征战，最后一次大的战役败于宁远城下，军队士气不振。在战略形势上，后金虽然开疆拓土，但困难相当之大：西南面是坚固的宁锦防线，从正面硬攻伤亡必重，也没有什么意义。东面是朝鲜和明朝的毛文龙部，虽然力量不强，但总是在后方不断骚扰，是一大隐患。而且毛文龙的海上基地成为辽东汉人逃难的收容所，从辽东前后逃去之人“数十万计” 。
八旗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要连年征战，耕作劳动大多靠辽东汉民和奴隶，难民不断逃走，严重损害了后金的经济力量。而西面则是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虽然从努尔哈赤起后金就把与蒙古的联盟看作最重要的政策，不断拉拢之，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部落并没有完全归附。除了与科尔沁等部关系比较稳定外，蒙古最强大的察哈尔部林丹汗与后金长期交恶，势不两立。邻近的喀尔喀部在明朝的挑拨利诱下，前后三次背盟，进攻科尔沁，袭击后金的使者，抢掠财物。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等部散居各处，并不听命。后金在军事上处于一个孤立的被包围状态。
经济上说，皇太极继位不久后，辽东便发生了饥荒。到天聪元年（1627）六月，每斗米的价格竟涨至8两银，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形。后金手里虽有银两，四面是敌，无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逃人日多，一位叫岳起鸾的生员上书建议说，应当与明朝讲和，不然恐怕“我国人民散亡殆尽” 。
在种种不利面前，皇太极表现出了他的雄才大略。他首先派兵击败了蒙古喀尔喀部，然后借袁崇焕派人来吊丧之机，开始了与明朝的议和行为，以稳住正面局势。有些人认为皇太极的议和是真心实意，因为国力不济而求和，但从历史情况来看，这种说法很难成立，所谓议和很大程度是一种政治手段而已。在正面和谈的掩护之下，后金迅速制定了攻击朝鲜，并剪除毛文龙部的方略，发动“丁卯之役” 。不久朝鲜战败，被迫谈和，与后金订立“兄弟之盟”，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毛文龙部绝大多数则被赶入海岛，失去了陆上基地。皇太极东面的后顾之忧基本解决了。
在后金用兵朝鲜之际，明朝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没有闲着。他不愿冒险发兵援救朝鲜东江，也不肯往征后金沈阳大本营作为牵制，只是派遣一支部队在三岔河口虚张声势。袁的算盘是，趁皇太极东面用兵之际，赶时间抢筑锦州、松山、杏山、大凌河、小凌河一带的城堡，将明军的防线由宁远再推进200里。由此“且耕、且筑、且前”，“而锦义、而广宁、而辽沈，步步打实做去”，一路把堡垒修到沈阳城下。按袁崇焕的设想，只要一路稳扎稳打地修筑城堡，就能“前后四年，便可制胜” 。他后来复出后大言“五年平辽”，实际上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言，而是他一贯对于自己战略的乐观估计（或者说夸大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