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为什么说甲午战败埋下了戊戌变法失败根源( 二 ) _生活百科

而作为淮系首领的李鸿章，在朝野共诟中成了这场民族战争失败的终极替罪羊。对此，在李鸿章其时的书信中，，尤其能体现他的郁屈：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爲疑，至以购船购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其力不敌，而淆於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一句“知我罪我，付之千载”，为李鸿章和淮系的崩溃，划下了一个并不完美的句号。
得失寸心：帝党摧垮淮系势力加速扩张遭后党反击损失惨重
甲午战中至战后，清廷高层的权力结构已经变成光绪和帝党主导。光绪作为天下之主，官员进退之命均由上谕而出。尽管在决策上有来自慈禧的干预，但再人事上此时还未能过于明目张胆进行指挥，这使帝党保有相当大的布局主导权。
甲午(1894)九至十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云贵总督王文韶分别奉召入京，这是帝党布局的第一步。
甲午(1894)危机起，李秉衡和刘坤一就一直是帝党在地方大员上的重要人选。山东巡抚李秉衡其自中法战争以来的一系列表现、及天下共推为疆吏贤者的节操，为帝党特为倚重，几可视为日后疆臣领袖的继承人。从他甲午七月，由志锐、文廷式等帝党成员奏派以“重臣”身份前往北洋视师，并察李鸿章病状的任命;以及翁同龢极意结纳，每请“剧谈”的关系，均可提现其在帝党眼中的地位。
帝党最终选择王文韶接替李鸿章，除考虑政治资历和王文韶与帝党清流的密切渊源之外，实际上也亦基于帝后两党妥协的打算。更期望凭藉刘坤一以钦差大臣督师山海关的机会，一举全盘接收北洋的政、军二权。
而借刘坤一督师之便，帝党力主推动北洋军事力量的裁撤变更。在翁同龢主导拟定的计划中以淮、湘、毅三军各裁弱并强，并由聂士成、魏光焘、宋庆分为总统，驻津沽、山海关、锦州。按这一计划，淮系之控制力愈弱。等于将二十五年来淮系单独控制的北洋国防武力，切割为三，各成一路。淮系裁汰后只留津沽一部三十营，且交聂士成总统，实际上已经另成新的格局。这个看似切割的结构，实是帝党为之后紧跟的另一波整合作准备。这是帝党一直以来计划之中，打垮淮系北洋之后重建由帝党主控的新北洋的目标。如今，这一目标似乎指日可待了。
在试图掌握北洋军权的同时，帝党在决策中枢也展开了积极的攻势。
帝党以李鸿章与淮系北洋为主攻对象，透过力主对日强硬与向淮系迫战，向李鸿章与北洋背后的亲太后势力施压，并藉此向慈禧进行权力探底。但事与愿违，这一强势的推进直接导致慈禧太后的重出预政，并反而促成后党势力整合。
慈禧出手后，先藉由贬降珍、瑾二妃、贬废志锐、安维峻将帝后权力矛盾提上桌面。而随着对日和议的形成，帝党由积极主战转而最终不得不变成和议的主持者。直接对光绪帝的权威形成了伤害，更使光绪之下的帝党成员难以自处。因此，帝党主动发起攻势，将整肃目标指向最具代表性的后党主和派大臣。对战时内靠慈禧太后，外当李鸿章主和路线枢纽，而帝党菁英始终无法扳倒的军机大臣孙毓汶及徐用仪展开激烈攻讦。
光绪对孙、徐二人的不满，几乎在中日和议成立后马上爆发。失去为和议大局考量的顾虑，光绪与孙、徐间最后一点薄弱的君臣情分也不再顾忌。
作为亲太后势力在朝中的代表，孙毓汶遭受攻击后以退为进，为整个亲太后集团的利益考量，主动告假申请开缺。将主和恶名承担在自己身上。光绪随之下旨批准孙氏隐退，战争期间力抗帝党而不倒的孙毓汶就此轻松出局。帝党随之再攻徐用仪，此次光绪帝亲自出马，直接下令停止徐用仪入直，之后更论令徐用仪退出军机并总理衙门。慈禧太后并未对此加以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