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为什么说甲午战败埋下了戊戌变法失败根源( 二 )


而作为淮系首领的李鸿章,在朝野共诟中成了这场民族战争失败的终极替罪羊 。对此,在李鸿章其时的书信中,,尤其能体现他的郁屈: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 。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爲疑,至以购船购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其力不敌,而淆於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 。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
一句“知我罪我,付之千载”,为李鸿章和淮系的崩溃,划下了一个并不完美的句号 。
得失寸心:帝党摧垮淮系势力加速扩张遭后党反击损失惨重
甲午战中至战后,清廷高层的权力结构已经变成光绪和帝党主导 。光绪作为天下之主,官员进退之命均由上谕而出 。尽管在决策上有来自慈禧的干预,但再人事上此时还未能过于明目张胆进行指挥,这使帝党保有相当大的布局主导权 。
甲午(1894)九至十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云贵总督王文韶分别奉召入京,这是帝党布局的第一步 。
甲午(1894)危机起,李秉衡和刘坤一就一直是帝党在地方大员上的重要人选 。山东巡抚李秉衡其自中法战争以来的一系列表现、及天下共推为疆吏贤者的节操,为帝党特为倚重,几可视为日后疆臣领袖的继承人 。从他甲午七月,由志锐、文廷式等帝党成员奏派以“重臣”身份前往北洋视师,并察李鸿章病状的任命;以及翁同龢极意结纳,每请“剧谈”的关系,均可提现其在帝党眼中的地位 。
帝党最终选择王文韶接替李鸿章,除考虑政治资历和王文韶与帝党清流的密切渊源之外,实际上也亦基于帝后两党妥协的打算 。更期望凭藉刘坤一以钦差大臣督师山海关的机会,一举全盘接收北洋的政、军二权 。
而借刘坤一督师之便,帝党力主推动北洋军事力量的裁撤变更 。在翁同龢主导拟定的计划中以淮、湘、毅三军各裁弱并强,并由聂士成、魏光焘、宋庆分为总统,驻津沽、山海关、锦州 。按这一计划,淮系之控制力愈弱 。等于将二十五年来淮系单独控制的北洋国防武力,切割为三,各成一路 。淮系裁汰后只留津沽一部三十营,且交聂士成总统,实际上已经另成新的格局 。这个看似切割的结构,实是帝党为之后紧跟的另一波整合作准备 。这是帝党一直以来计划之中,打垮淮系北洋之后重建由帝党主控的新北洋的目标 。如今,这一目标似乎指日可待了 。
在试图掌握北洋军权的同时,帝党在决策中枢也展开了积极的攻势 。
帝党以李鸿章与淮系北洋为主攻对象,透过力主对日强硬与向淮系迫战,向李鸿章与北洋背后的亲太后势力施压,并藉此向慈禧进行权力探底 。但事与愿违,这一强势的推进直接导致慈禧太后的重出预政,并反而促成后党势力整合 。
慈禧出手后,先藉由贬降珍、瑾二妃、贬废志锐、安维峻将帝后权力矛盾提上桌面 。而随着对日和议的形成,帝党由积极主战转而最终不得不变成和议的主持者 。直接对光绪帝的权威形成了伤害,更使光绪之下的帝党成员难以自处 。因此,帝党主动发起攻势,将整肃目标指向最具代表性的后党主和派大臣 。对战时内靠慈禧太后,外当李鸿章主和路线枢纽,而帝党菁英始终无法扳倒的军机大臣孙毓汶及徐用仪展开激烈攻讦 。
光绪对孙、徐二人的不满,几乎在中日和议成立后马上爆发 。失去为和议大局考量的顾虑,光绪与孙、徐间最后一点薄弱的君臣情分也不再顾忌 。
作为亲太后势力在朝中的代表,孙毓汶遭受攻击后以退为进,为整个亲太后集团的利益考量,主动告假申请开缺 。将主和恶名承担在自己身上 。光绪随之下旨批准孙氏隐退,战争期间力抗帝党而不倒的孙毓汶就此轻松出局 。帝党随之再攻徐用仪,此次光绪帝亲自出马,直接下令停止徐用仪入直,之后更论令徐用仪退出军机并总理衙门 。慈禧太后并未对此加以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