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是哪个朝代的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故事( 三 )

蒲松龄一方面社会地位不高，深知民间疾苦，另一方面，又与官场人物多有接触，深知其中弊害，因此，写出了一些优秀的揭露政治黑暗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如《席方平》写冥界贪贿公行，含冤者负屈难伸，受尽恐怖的摧残，实是现实社会的一种浓黑的缩影。又如《促织》，写因为皇帝好斗蟋蟀，各级官吏纷纷进贡邀宠，里胥假机聚敛，造成民间家破人亡的惨剧。这一类具有现实意义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在全书中占有相当比例。
但《聊斋志异》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中有许许多多狐鬼与人恋爱的美丽故事。像《娇娜》、《青凤》、《婴宁》、《莲香》、《阿宝》、《巧娘》、《翩翩》、《鸦头》、《葛巾》、《香玉》等，都写得十分动人。这些小说中的主要形象都是女性，她们在爱情生活中大多采取主动的姿态，或憨直任性，或狡黠多智，或娇弱温柔，但大抵都富有生气，敢于追求幸福的生活和感情的满足，少受人间礼教的拘束。像《婴宁》中的狐女婴宁，永远天真地笑个不停，嬉闹玩耍，绝无顾忌，丝毫未曾受到人间文明法则的污染；又像《翩翩》中仙女翩翩，能以树叶制作锦衣，每当情郎意有旁骛，便不动声色地让他的衣衫变回片片黄叶，当场出丑。作者艺术创造力的高超，就在于他能够把真实的人情和幻想的场景、奇异的情节巧妙地结合起来，从中折射出人间的理想光彩。
狐鬼故事在中国古小说中渊源久长，而蒲松龄特别注意于此并擅长于此，颇有值得推究之处。作为一个有如此才华的文学家，他的内在情感的活跃是无可怀疑的；在他痛苦的生活经历中，渴望得到某种情感上的安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正如前面所说，从明末到清初，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重新抬头使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处于低抑的状态，而蒲松龄也受此影响甚深。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潮既已发生，使自然情性得到满足的要求就不可能被彻底截止。只是，当小说以具有现实社会身份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女性为主人公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对她们提出现实伦理的约束；而只有在写狐鬼一类女性形象时，由于这些人物是超脱于社会固有结构之外而无法以礼教的准则衡量的，作者内心的欲望便会自然而然地活跃起来，在一种“伦理疏隔”的虚幻场景中，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较为自由的抒发。这应是蒲松龄对狐鬼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但即使如此，作者心理上的阴影还是会对小说产生影响。那些人与狐鬼之间旷男怨女的短暂结合，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欢快，而总是给人以幽凄的感觉。
前人或将《聊斋志异》比之于竟陵派的诗歌，就其心理因素来说，这种比拟不无道理。
如果把“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各作为晚明和清初短篇小说的代表，那么，以生动的白话与雅致的文言、富于市俗气息的人间故事与幽凄的狐鬼故事相比较，确实可以看出文学的生气正处于减退的过程中。在体式上，蒲松龄每于长篇故事之末，仿《史记》“太史公曰”论赞体例，附“异史氏曰”的议论。从文言小说已有的摆脱史传影响、减少议论的趋向而言，这也没有什么可赞赏的。况且，这些议论虽有个别精彩的，但大多无甚趣味，蒲氏的长处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