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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话，李光林给对方解释，希望他们能将烟拿回去，要不然自己寄过去也行，可对方并不理，也不再来重庆。“作为检察官，没有这包烟，我照样会全力为死者辩护，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回到单位，按照相关纪律，李光林立即将烟上交给单位的纪检监督部门。“可不能让老百姓遭受损失。”李光林将这事记在了心上。
有了李光林的联系方式后，苏吉一家便经常找他，诉说烦恼，时常会流露出悲伤和焦虑，甚至灰心的情绪。
有时，他们会告诉李光林，担心案件会不会得到公正的判决。有时还会质疑李光林，到底有没有在尽力办案。
“案子有没有送到法院？”“坏人会被怎么判？”“是不是没人为我们主持公道了？”……
每一次，李光林都耐心给他们解释，告知案情相关进展，并鼓励他们要振作起来。“国家会保障每一个公民，所以要有信心去争取应有的权利，而不是灰心，沮丧，甚至对社会产生负面情绪。”
庭审现场控制关键证人，坏人得到惩罚
2017年8月，案件到了开庭的日子。苏吉一家早早地就来到重庆，旁听庭审。对于他们一家来说，是否能为儿子讨回公道就在这一天。
在法庭上，龙某和死者苏泰是否曾经有过矛盾成为量刑的关键。如果能证实确有过节，那么龙某涉嫌的故意杀人案就可能得到更为严重的判决。有趣的是，被告人龙某当庭告知有一名知情人员在现场旁听，审判长当即要求该证人退出法庭而暂停审理。
根据相关规定，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旁听对本案的审理。那这名知情人员该怎么处理，一时让大家陷入困境。这名证人旁听了法庭询问的过程，明显违反了规定。
这名证人的证言非常关键！
在休庭环节，有人认为证人因为旁边审理而丧失了出庭作证的资格。作为公诉人，李光林认为，根据刑诉法理论，证人不得旁听审判，只是为了保证其证言的中立性而已。而实践中，证人在出庭前被其他信息影响的情况比比皆是。
根据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那么这个证人的证言具有证据资格，即使旁听庭审影响了客观性，这个只是证明力的问题，是否对其证言采信还需要通过交叉询问予以验证。
同时，根据司法解释规定，申请证人出庭必须提请五天，当天发现的证人能否在庭审中出现，在当时并没有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在庭审时，李光林解释，因为中途休庭时才得知这个情况，所以现在才申请。
李光林认为，虽说法律原则规定应当5日之前通知证人，但是它主要目的是保证控辩审及证人有必要的准备时间，既然证人已经准备好了，公诉人也准备好了，那么公诉人同意该证人出庭，这也是符合诉讼法原理的规定。最终，审判长同意这名知情人员作为证人出庭。
2017年底，苏吉收到判决书，龙某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儿子的遇害总算有了说法，压在老两口心中的大石总算松动一些。
判决结束，案子并没有“结束”

文章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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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民、李光林向苏吉夫妇拉家常
在这起案件中，虽然两位老人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被告人龙某根本没有可以执行的财产。李光林向领导汇报同意后，便将该案作为司法救助案件线索移送至五分院的控告申诉部门。
为了完善相关手续，也避免让老两口来回奔波。李光林和控申部门的承办检察官刘珂通过微信、邮件等，将申报材料的模板发给苏吉的女儿，让她去指导父母完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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