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早的宪章宋太祖《太祖誓碑》世界吉尼斯记录宪章( 四 ) _世界吉尼斯记录宪章

现代社会，受激进思潮影响，人们对这类“保守主义”多不理解，以为“改天换日”之类才是“英雄手段” 。这是造就世相浮躁最重要的动因之一。经验传统，是人类积年沉淀的习惯与智慧。尊重经验，就是尊重先人，事实上也即等义于尊重自我——因为自我也会成为未来的经验传统。那种动辄“历史从我开始”的狂妄，给共同体演绎的苦难已经太多了。
宋太祖反求诸己，以静制动，在渐进过程中，不断化解五代以来的社会戾气，慢慢做成一个有道世界，但他又不去顶着“自尧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责于人” 。考察他的言论，他不像唐太宗那样，喋喋不休地讨论“仁义” 。他不说沽名钓誉的话，言出于内心之诚。考察他的事迹，他也不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他不用忍，也不须容，那些该“忍”的事，他能泰然处置；那些该“容”的事，他能豁达面对；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赵匡胤的“宽容”并非有意“宽容”，而是本色存在。天下的纷乱之气，因为“我”之镇定而就绪为一种安静的秩序；天下的瓦解之势，因为“我”的真诚而变化为一种渐次的安定。这一切是怎么成就的？船山说：“无他，心之所居者本无纷歧，而行之自简也。”
记：由乱世，到升平之世，再到太平盛世，是传统圣贤期望中的风景。
金：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这话与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说，都预表了由“敬畏生命”为逻辑起点的政治伦理正价值。儒学对这类价值有连续性的推崇和不衰的敬意。
船山说，“胜残去杀”，这话有人认为文景之治可以当之，其实不是的。文、景所为，是老庄道家的支流，还不是孔子所论的境界，如果要说有谁能当得这个境界，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太祖其庶几矣”！
着眼当代，“以史证经”
记：有人评价说，你写的《＜论语＞鼓吹》至少有三个递进的层级：第一层级：圣贤的本意和潜台词是什么，这个层级要回答的是所指和能指问题。理解所指，需要推演，理解能指，需要考据。第二层级：抽象。目的是要从中获得人类共同意识。圣贤思想中有许多古典式表述，不抽象，不足以发见其价值。第三层级：创造性转化。这一问题与当下要求有关。在写赵匡胤时，你也有这样的考量吗？从原典本来意义出发，一步步深入历史人物的可能意义和现代意义？
金：科林伍德在讨论历史哲学时，给出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还有一位历史哲学家叫克罗齐，他给出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两句话含金量极高，展开来说需要相当篇幅。这里可以略说一说。
科林伍德一向执著于“思想的行动原则” 。为此，他有一个意见说：当我们阅读柏拉图作品的时候，要这样来问问自己：如果用柏拉图的词句来表达自己时，自己想的是什么？研究者是要设身处地去想问题的。凯撒渡过了卢比孔河，这只是一个“事件的外部方面”，但他为什么要渡过？是凯撒对共和国法律的藐视？或与谋杀者信奉的宪法政策有了冲突？这才是“事件的内部方面”，两相结合，就是“思想的行动原则”了（参见《历史的观念》）。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意见，也正是“同情的理解”，且更进一层。他所提出的“事件的内部方面”作为一个“问题”，其问题的设计与提出，往往是与当代有着某种有意味的联系的。这样，就与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了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科林伍德的另一个意见是：历史研究应该始于问题。历史学的任务在于实现对人类“人性”的自我认识。历史学家应该有问题要解决，进入历史纵深，不过是找到一条路径而已（也许还可以有其它路径）。如果没有问题要解决，凯撒或柏拉图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的心灵从历史到现代，是有脉络可寻的。那么什么是问题呢？——这就是“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问题了。结合克罗齐的意见，现代人应该不难在进入历史纵深时作出自己的选择吧？事实上，这个意见与波普尔的意见也相当接近。他认为在认识论问题上，提出问题以及用于解决该问题的知识更有趣。他认为科学主义从问题开始，而不是像归纳主义那样始于观察。不可能有一种像利奥波德·冯·兰克主张的那种“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或可以“终结的”，每一代人都有权作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新的解释——证诸于历史，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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