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早的宪章宋太祖《太祖誓碑》世界吉尼斯记录宪章( 三 ) _世界吉尼斯记录宪章

金：赵匡胤是“无为而治”的一代圣君。“无为而治”一般被认为属于道家哲学，事实上，这是儒学最重要的思想。在《老子》中，找不到“无为而治”的完整表述，但这四个字则完整记录在《论语·卫灵公》中：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说：“邦国治理达到无为而治境界的，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只不过是恭恭正正地坐在座位上而已。”
这里涉及到孔子在前还是老子在前的问题。钱穆主张孔子在老子之前，我同意这个看法。钱穆为“无为而治”的发明权解释道：“孔子屡称尧、舜之治，又屡称其无为，其后庄、老承儒家义而推之益远。其言无为，与儒义自不同，不得谓《论语》言无为乃承之老子。”这话略过不提。
“无为而治”，是邦国治理的理想境界，是大政治家的邦国治理结果。现代文明社会也在追求这个境界和结果，所谓“小政府”，其实就是要政府的功能退至最小，而完成市场自行调节、社会自我完善的格局，也就是在向“无为而治”趋近。对百姓的干预越少，政府计划行为越少，也就越是接近于“无为而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为而治” 。“恭己正南面”的执政，看似“无能”，但却是共同体的幸运。那些好大喜功，不断需要“政绩”来自我鼓舞的执政，反而可能给共同体带来不幸。人民，是可以自治的。
达致“无为而治”这个境界或结果，要有许多条件，在儒学看来，有两个条件不可或缺，一个是执政的道德境界，一个是庶民百姓的道德境界；在儒学的逻辑中，前一个条件，又是第二个条件的条件。这个意思是说：共同体间的文明程度的提高，是实现“无为而治”的先决条件；但这个文明程度，必有赖于执政者的文明程度的率先提高。《论语》中已经反复陈说了这个理念。《大学》中，将这两个条件概括为“絜矩之道”，“絜”的意思是绳索，用绳来度量；“矩”是尺子，用尺子来度量，“絜矩之道”，就是度量之道，是说言行要有规矩，要有垂范作用。但是自己首先要正确，否则，度量的对象就是不正确的。《大学》中的这个意见，更是不断出现在各种儒学著作中，从《孟子》、《荀子》一直到现代儒学。因此，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思想。当孔子说出“无为而治”的时候，他是相信人的道德能力的。他认为人可以实现强权治理以外的模式。
大宋的“天下目标”不是“发展”而是“太平” 。一般来说，由官方主导的“发展”程序会出现种种政策倾斜。即使制定政策者皆为圣贤都难免出错，官方的圣贤与民间的圣贤一样，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种，在“发展”的政策倾斜中，如果杂入“寻租”活动（一般来说，是一定会杂入的），“发展”就成为官方的牟利借口。按自发秩序原理，发展与否，是民间根据“看不见的手”自我推演的程序。官方无须倡导。因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该发展哪些不该发展，老赵也不例外。他即使身为“圣君”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可以按照他的意图愿景渐次展开。传统儒学基本上不讨论“发展”问题，道理在此。
老赵不致力于“发展”，将天下目标简洁地锁定为“太平”，一切皆由民间自发地去推演。所以，乾德二年（９６４）春正月丁未，老赵下了那道诏书，成就了大宋的繁荣。
大宋经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皇帝百年，基本上奉行一个“简”字，君王们看到天下有不足，自省中反求诸己，故天下安定。船山称：“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为天下王。”军政得失的枢机、国家治乱的枢纽，万民生死的钥匙，风俗好坏的本源，其道，都是至为简洁的。知道这种简洁，可以使天下达致王道。而那些不懂“简”，总试图有所兴作，并打着儒者的旗帜，其实是泛滥于法家做法，距离儒学远甚。老赵是传统中国深得“保守主义”奥妙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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