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中世纪：人文主义的利剑如何改变世界？世界之最终( 四 ) _世界之最终

德国思想家、哲学家赫尔德。
有鉴于此，只有转化成行动的人文主义，才是能真正捍卫人类整体与个体的人文主义。布洛克以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95—1955年）从1918年到1937年的变化做了简短说明，言简意赅又直指人心。1918年的托马斯·曼认为，“只有心灵的修养才能让人自由”，与信念相比，制度根本不重要。到了1923年时，他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到1933年，他坦陈“远离政治是不诚实的” 。等到已经流亡美国的1937年，托马斯·曼终于认清残酷的真相，承认德意志的许多灾难都源于这样一种错误的信念，“即一个人可以做到有教养而不问政治” 。作为一名研究希特勒的历史学家，布洛克对政治、权力对人所造成的异化必然有着非常深的了解。（事实上，布洛克的这部成名作曾由朱立人等翻译，于1986年北京出版社以《大独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为题出版，但似乎近四十年未曾重印过。）
托马斯·曼, 二十世纪德国文坛最为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生于吕贝克名门望族之家。1901年，以长篇小说处女作《布登勃洛克一家》而声名煊赫，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1924年，以另一部长篇小说《魔山》闻名世界。还著有《浮士德博士》《绿蒂在魏玛》《托尼奥?克勒格尔》《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等作品。1929年，由于曼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贡献，“主要是由于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重构的世界图景
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影响到了社会科学的产生。到19世纪，许多学者认为自己所发明的理论、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构想，具有如牛顿定律一般的决定性。他们认为，自然界的规律可以被把握，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也能够被把握，即使有各种偶然性和个人选择等等，在本质上对于终极规律并无影响（这类思想的典型表现就是阿西莫夫在《银河帝国：基地七部曲》中哈里·谢顿的“心理史学”）。相对于罗素及许多科幻作家所想象的那样，宇宙是充满敌意且极端冷漠的，结合任何一种信仰的人文主义都更相信在宇宙中有比人类伟大且愿意帮助人类、并赐予人类力量的存在。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温情脉脉的宇宙图景未必更真实，但或许更吸引人。
在19世纪，完全摒弃神意的世俗人文主义彻底显现出来。布洛克指出，认为世俗主义就能全部代表人文主义是一种歪曲，就如同将宗教激进主义视为宗教本身一样。面对着机器轰鸣、人如蝼蚁的工业社会，人文主义者们批判大工业、批判资本主义的分工、批判流水线，他们的许多情愫实际上与中世纪的关切如出一辙。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年）一针见血地指出：“严格说来，被划分的不是工作，而是人——人被划分为纯粹的碎片，被打破成生活的细小裂片和碎屑。”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年）相信人类个体有能力从苦难中吸取教训以克服困境，但他的同行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年）却更能体会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人”所处的困境：“他们站在过去和现在的混合地带，脑子里塞满了书籍和报纸上的只言片语，拼凑起人性的碎片，仿佛精美衣物的破烂布条，组合成某种类似人类灵魂的东西” 。曾经相信的坚固的稳定性被彻底击碎了。
易卜生作品《人民公敌》。
在人文主义的发展中，理性是一个核心概念。理性之所以受到重视并非其能够创造体系，而是“能够被批判和务实地用来解决人类实际经验的道德、心理、社会和政治问题” 。在一个推崇理性化，依靠科学建构起来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获得了巨大的便利，但同时出现了大规模的精神颓丧与迷失的问题。人文主义的发展中有两个极端，一则是对理性主义的过度依赖，二则是对非理性毁灭力量的屈服。于是，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出现和蓬勃发展表明了人类终于要回到其内心，利用科学的方法，试图探究其内心“无逻辑的逻辑” 。无论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的地位如何评价，他的确借助无意识以及研究无意识的科学方法打开了人类世界，让人类世界变得前所未有地更加复杂。稍后时代的荣格（Carl Jung，1875—1961年）也意识到，当代人的“徒劳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抛弃了传统的信念，抛弃了他们曾赖以生存的宗教和神话。只有承认和接受某种比自我更高的权威或目标的时候，人们才能克服内在的冲突，获得他们的自我性，因此各种政治思潮、各种主义成为了宗教与神话的替代物，为20世纪的人类心灵注入了味道相似的“科技与狠活儿” 。无论如何，人文主义者希望在一片混乱中保持冷静，他希望人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即真理的道路绝对不止一条，也不应该强制推行单一的价值和符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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