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丧礼上很孝顺但对雍正的真实感情却十分可疑( 三 ) _生活百科

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是典型的猫鼠关系。雍正总是以恶意去忖度臣子，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苛刻明察，一丝错误也不放过。乾隆却让人一望就感觉即之也温。
一般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都会罢黜一批旧臣、起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乾隆却没有这样做。他十分尊重父皇时期留下的张廷玉、鄂尔泰等老臣，即位之初，不对他们直呼其名，而称呼他们“先生”“卿”，并且动不动就施恩赏赐。乾隆处处效仿唐太宗面对谏臣的优美风度，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他无不向老臣虚心请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国务即由他们处理和转达。
乾隆则效仿祖父康熙，以宽大待人，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戴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
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释放了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比如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的几位名将;一些令人同情的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便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
雍正去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也一律获得了宽大处理：赔款到此为止，不株连亲友。乾隆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款。他还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若有一丝可以宽恕的情形，就予以宽恕。在乾隆初年，被从轻处理的官员超过了2000人。
这立刻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统治时期，每个官员成天提心吊胆、惴惴不安;现在，他们终于放下了紧张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 。
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最重要的是，经过雍正13年的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此时化严为宽，乾隆既可享受父皇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
所以，当时所有人对乾隆的感觉都是仁慈善良，如春风拂面，值得万民称颂。于是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江南还出现了“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的歌谣。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一再称赞乾隆的政绩，认为他是贤君。
乾隆志得意满，继续前进。
等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河南光州一个倒霉的人被举报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气势太宏大，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不可妄用，将此案列为文字狱大案火速上报的地方官却遭到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乾隆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像这样吹毛求疵，天下还有谁能幸免?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连一度盛行的文字狱也稀稀落落，显著减少。血雨腥风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乾隆已经发现，持续多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乾隆盛世都已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
在乾隆四十五年，70岁(虚岁)的乾隆亲笔写了一篇文章《古稀说》，把全国的形势形容为“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真可谓“古来稀”了，而朕也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