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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博德同时修建了肩水都尉府、居延都尉府和遮虏障。秦汉时的都尉是仅次于将军的武官，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候官。隶属于张掖郡的居延都尉府，在北部、西部、南部下设三大候官，分别为殄北、甲渠、卅井候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文平介绍，有的研究者认为居延都尉府之下还应有一个候官——居延候官。因为出土汉简简文中有“居延塞”“居延候官”“居延塞尉”的称谓。“塞尉”往往简称“尉”，也称“障尉”，是候官长吏之一。如果居延候官确实存在的话，其治所初步推断为红城。
采访人员在达来呼布镇以南20多公里处的戈壁滩上看到，红城遗址是一座方形城堡，南侧有门，城墙高大而厚实，且没有采用常见的夯土建造，而是用土坯砌筑。
考古资料显示，居延都尉府之下的三大候官治所所在障城主体均为边长约23.1米的方形障城，南侧附带较大坞院。红城虽不见坞院，但其主体障城边长亦约为23.1米，符合候官治所的规格。
汉代居延地区的兵马活动，不仅留下城址和烽燧遗址，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
达来呼布镇南24公里处的甲渠候官遗址，只残存风化的夯土堆和由三层土坯夹一层芨芨草筑成的城墙残垣，其轮廓依稀可辨。这个俗称为破城子的地方，曾出土大量居延汉简。
1930年四五月间到1931年初，中国和瑞典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之后在甲渠候官的城堡遗址中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
城堡东侧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又在小屋遗址中发现成册的木简。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对甲渠候官遗址发掘时，共发现7000多枚汉简，《烽火品约》《甲渠候请罪》等一枚枚字迹清晰、坚固如新的汉简，仿佛让人穿越到“烽火高飞百尺台”的汉代。
考古队还重点对推测为档案室的小屋遗址进行挖掘，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2道或3道绳索编缀，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
居延地区1930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共发现汉简35500余枚，是我国发现简牍最多的地区之一。
傅兴业说，遗址内出土的居延汉简，是记录汉代边塞屯戍活动的文书档案，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及出土的汉简被誉为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知名度。
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东汉以后，它们逐步失去功能与作用，最终废弃。汉代的辉煌过去了，但只要有黑河水滔滔流过，居延的文明就不会消失。
繁华落尽掩浮尘
除了居延遗址，沐浴千百年风雨的唐代和西夏古城，也因历经沧海桑田、岁月更替，而显得从容深邃。采访人员继续拂去历史尘埃，探寻它们的印迹。
在达来呼布镇东南约19公里处，是唐代的大同城遗址，城址在黑河故道右岸。采访人员在这里看到，这一回字形城址由内外两道城墙组成，夯土墙残存已不多，但城墙基础依然明晰。
此城前身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所筑的大同城旧址，因多圈马群、套捉坐骑而又名“马圈城” 。此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曾侨置安北都护府，但不久后，安北都护府内移至西安城（今甘肃省民乐县西北）。后来在此设立屯戍的同城守捉，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改为宁寇军。
唐代的城址遗址仅此一处，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唐代居延屯田范围要比汉代缩小许多，这是居延屯田史上的衰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