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熙宁三年三月,奉命拟策试题时,正担任谏官,享有风闻言事之权力 。然而当其引导参试者批驳“三不足”的策试题被否决后,司马光即此罢休 。与此同时,司马光以故旧好友的身份曾接连致书介甫,批评王安石主持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和拒谏”,建议停止变法 。其信中所谈,涉及王安石变法的人事、组织措施、指导思想等方面,皆是从具体的处事方式上进行的规劝 。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司马光试李清臣等策试题以及随后神宗帝与王安石的对话来看,形成其以三不足批判王安石变法,亦不是没有可能 。台湾地区学者林天蔚曾在《宋代史事质疑》中指出,司马光以“三不足”之说的内容作策试题,“目的在于试探民意,亦可能是拟制造反对的舆论” 。被王安石称作“赤帜”的司马光,作为是反对变法派之领袖,“三不足”之说出自其手,似也在情理之中 。而以司马光长期从政的政治才干与主持编撰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所展现的文学才能来看,要概括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样的话语,亦当非难事 。但不能不说,这样的做法当与司马光“天人相分”的思想有一定的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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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司马光是保守主义者吗?
第二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领袖人物的司马光之“保守主义”定性问题 。
司马光生活的北宋中期,由冗官冗费冗兵的“三冗”导致了严重的积贫积弱危势,各种矛盾空前激烈,“天下之势危于累卵” 。面对此情此景,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变革旧制,以求救世 。即所谓“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 。(陈亮:《陈亮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5页)由范仲淹等发起的“庆历新政”和紧接着的王安石变法皆是当时历史变革必然要求的体现 。审时度势、顺应时变,司马光此时也力主变革,反对一味固守旧弊 。
首先,司马光曾屡屡上札,敦促皇帝决心变革 。司马光认为当时“国家承百王之弊”,而“陛下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 。要求勇于“革政事之久弊、救百姓之疾苦” 。他坚决反对那些凡事守旧、不思变革、“当更而不更”的做法 。认为“凡国家之弊、在于乐因循而多忌讳”、“方今国家多虞、人心危惧、正是朝廷斟酌时宜,损益变通之际,岂可不究利害、但循旧例而已” 。指出“臣等闻三王不相袭礼、五帝不相沿乐,……何必事事循其陈迹,而失当今之宜也” 。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应拘守先王祖宗令典 。对祖宗的太祖太宗的令典成法,司马光更是屡屡提出变革要求 。他要求当朝皇帝革除太祖太宗的独揽政权,凡事“一一躬亲阅视”的做法,反对当朝皇帝沿用太祖太宗重视培植“腹心羽翼”的陈规,反对太祖太宗开始的大肆“推恩”、随意授官于各级官僚亲属的贯例,他也反对用人唯讲年资出身,不问德行才能的“祖宗”旧法,认为“夫资途用人、不问能否、比例从事、不顾是非,此最国家之弊法,所宜革正者也” 。
其次,司马光直接提出了许多变革的主张、措施 。他从“方今国家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大要不过择人、赏罚、丰财、练兵数事”的前提下,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领域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 。如其所言:
收拔贤俊、随材授任,以举百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庶政;慎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绝浮费、沙汰冗食,以实仓库;询访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翦戮桀黠,以立军法;料简骁勇、罢去赢老、以练士卒;完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 。(司马光:《传家集》卷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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