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天下香烟怎么看出厂日期 和天下细支香烟如何看生产日期( 二 )


“天变不足畏”与“守道不守法”
首要的一点则是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天变不足畏”与司马光“守道不守法”的分歧的理解上 。
天变不足畏,是熙宁变法时期的反对派加给王安石的罪责 。事实上,王安石提出过“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却没有明确提出过“天变不足畏”,然而在思想上,王安石还是有“天变不足畏”之痕迹的 。
在传统社会,天命论是社会的统治思想 。它不仅是士大夫们的一般宇宙观,同时也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北宋熙宁11年间的反变法派,无不以天命论为依据,反对变法 。如御史吕诲日:“方今天灾屡见,若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 。灵台郎尤英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 。”富弼道:“王安石进用多小人,以致诸处地动 。”范镇云:“乃者天鸣地震,皆新法劳民之象 。”郑侠说:“熙宁七年大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 。”文彦博谓:“市易司卖果实,与天下争利,致使华州山崩 。”如此等等 。反对派的这些说法,是其反对变法的口实,也深深地影响了笃信天命的宋神宗 。
但是,天命论并不是反变法派的专利,变法派当然也可利用 。当郑侠说天旱是由安石变法所致,当文彦博说华州山崩是市易司卖果实所致,王安石即对神宗讲道:
华州山崩,臣不知天意为何,若有意,必为小人发,不为君子 。汉元时日食,史高、恭、显之徒,即归咎萧望之等,望之等即归咎恭、显之徒 。臣谓天意不可知,如望之等所为,亦不必合天意 。然天若有意,必当怒望之等,怒恭、显之徒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九)
他是完全可以用天命论反司马光等人的 。但是,哲学不能只是反对异己的工具,而首先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 。天命论固然可以用来反击反对派,但变法派却不能以此安身立命 。因为天命论尚存有导向人无所事事,被动顺应的现实可能 。如果人事都由天命决定,则会消弭人的斗志 。故因循守旧者多与天命论有着亲缘关系,而变法者却不能以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必须强调人事,而不是天命或天变 。没有人事,又何来破弊俗、立法度呢?因此,整个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一直强调修人事,而不是不畏天变 。因为在王安石看来,自然灾害只是由时数造成的,对人事究诘不休当是极其可笑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赈灾 。
早在知鄞县时,王安石即已确立了这种思想 。他在《再上龚舍人书》中说:“且五帝三王之时,可谓极盛最隆,亦不能使五谷登常,而水旱不至,然而无冻馁之民者何哉?上有旱政,而下有储蓄之备也 。”王安石认为尧汤时代虽亦曾发生过水旱,然因赈灾得力,并未成灾 。熙宁七年(1074)四月,神宗以久旱不雨,忧见于容色 。每次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忧心,欲尽罢保甲、方田等法 。王安石对神宗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 。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噗虽逢,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结果遭神宗批评:“此岂细故耶?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耳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二)张希清先生曾认为王安石这一言论完全否定了董仲舒的灾异观,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王安石在这里并没有否定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
熙宁八年(1075)冬十月,彗出东方,神宗诏中外臣僚直言朝政阙失 。王安石又上言日:
臣等伏观晋武帝五年,彗实出轸,十年,轸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 。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 。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传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所以享国日久,则日“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 。其言夏、商所以多历年所,亦日德而已 。裨灶言火而验,及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 。侨终不听,郑亦不火 。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岂足道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