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蜀汉诸葛亮的北伐的：一场争权夺利的阴谋( 三 ) _北伐

至此，马谡只能一死。准确地说：诸葛亮只能选择让马谡一死。
因为用马谡而不用魏延，是诸葛亮独排众议的决定，诸葛亮必须就此负责。在诸葛亮上奏给刘禅的《自罪疏》中，有这样的句子：“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不过，如果仅仅因为这一原因，诸葛亮大可自己多承担些责任，马谡尚且用不着去死。最关键的是，令马谡出任北伐军先锋的背后，隐藏有诸葛亮不可为他人道的政治阴谋。这就是诸葛亮在军中培植自己势力，削弱刘备时代的功臣元老。虽然事情做得隐蔽，但蜀汉集团内部也难免有人就此说三道四。马谡胜利了则万事大吉，诸葛亮也可以免遭任人唯亲之嫌，相反，可获任人唯贤之名,马谡也可以就此顺利进入军中担任要职;马谡一旦覆败，诸葛亮必然会招致海量非议，倘若马谡再获得从轻发落，舆论必然会朝着更加不利于诸葛亮的方向发展，唯有对马谡施以最重的处分——斩首，方能平息蜀汉集团内部鼎沸的议论。
故而从一开始，马谡这个先锋就处于只能取胜、不能战败的逆境。为了诸葛亮的政治利益，丢失街亭的马谡必须去死。
魏延之死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随后，魏延因为与杨仪争权而成为叛徒，兵败身死。作为诸葛亮一生最后一次北伐的最后一声余韵，魏延之死显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开门见山地说，种种迹象表明，魏延是被诸葛亮刻意设计的逼反杀掉的。
杨仪当政，是魏延作乱的主要原因，陈寿当年已经替魏延在一定程度上平了反：“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而杨仪与魏延之间的水火不容，诸葛亮是早就深知的，明知这一点却在临终之际安排杨仪统帅诸军撤退，这一举措要么属于失策，要么就是刻意为之。
杨仪的个人品质很成问题。杨仪早年因个人才干出众而被刘备选为尚书，但他却和自己的直接上司尚书令刘巴搞不好关系，无法开展工作，最后只得外放遥领闲职虚职弘农(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市北部)太守。魏延死后，杨仪用脚践踏魏延的首级，破口大骂：“庸奴!复能作恶不?”如此行径，可见杨仪还是个小人。据此可以粗略判断，魏延和杨仪之间的矛盾，主要责任应该在于杨仪。
对于二人交恶的起因，史书如此记载：“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魏延的矜高似乎成了祸端的导火索，其实不然。当时，除诸葛亮之外，刘备时代的老臣重臣们基本上已经全部消亡殆尽，唯魏延一枝独存，资历最深。魏延确实有“矜高”的资本，他获得这样的尊重其实并不过分。但作为诸葛亮身边极亲密的红人(丞相长史)，杨仪很清楚魏延在诸葛亮心目中不被重用的尴尬地位。以杨仪一贯的“狷狭”性格，他根本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去尊重魏延;相反，杨仪很可能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魏延的蔑视。所以，魏、杨交恶的主要责任人是杨仪，不会有错。
魏延和杨仪之间交恶到什么程度呢?《蜀书·费祎传》如此记载：“时值前军师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互相憎恶，每次并坐争论的时候，魏延往往愤怒地举起刀向着杨仪比划，杨仪则往往泣涕横集。费祎经常在二人之间做和事佬，终诸葛亮之世，能够各尽魏延、杨仪之用，全赖费祎的匡救之力。”魏延举刀相向，有欲杀杨仪之心，可见二人仇隙之深，已是水火不容，无法化解。
让杨仪为首统帅三军撤回汉中，是诸葛亮临终时的安排。这一安排，必然会激起魏延的反对和抵制。但这一安排的意义如果仅仅止于临时应急，以求蜀军全身而退，其实还不足以完全令魏延武装“反叛” 。事情的关键是诸葛亮在杨仪身上的这一安排其实还另有文章：借此暗示众人，将杨仪打扮成自己最热门的继承人人选。杨仪能够当政，这一点才最致命。魏延深知，杨仪当政，自己不可能再有好日子过了。诸葛亮在世之日，最多让自己怀才不遇，不获重用罢了;杨仪一旦执政掌军，自己就可能只有一种结局——死定了。魏延绝对不能坐视杨仪慢慢找机会砍掉自己的脑袋。不反杨仪是个死，反杨仪最多也是个死，选择后者或许还有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