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廷杖：朱元璋首创棍打官员屁股

经过考成法的实施，爱挑毛病提意见的监察干部——给事中御史这类言官已被内阁控制，他们不发一声。可按倒葫芦起了瓢，冒出两位翰林词臣和两位刑部官员上疏弹劾张居正。他们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字子道，南直隶武进人)、检讨赵用贤(字汝师，南直隶常熟人)、刑部员外郎艾穆(字和父，湖广平江人)、主事沈思孝(字纯父，浙江嘉兴人) 。这四人中，吴中行、赵用贤是张居正任主考官的门生，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当时湖南湖北还没有分省，都属于湖广) 。这简直是在张居正伤口上撒盐，当初刘台弹劾他时，他伤心地说立国二百年无门生劾座师，这回又说，严嵩(嘉靖朝的权臣，江西分宜人)当政时从没有老乡弹劾他，我混得还不如严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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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上疏的是吴中行，翰林院的官俗称“词臣”，既不用负六部九寺官员的行政责任，也没有科道官的监察责任，而是在文墨上供皇上差遣，但很清贵，基本上作为帝国重要的后备高官培养，翰林院出来的，升官比一般人要快。稳稳当当不惹事，外放做知府，或者进部院任要职，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吴的上疏以情取胜，说父子一别十九年，于今永诀，儿子不亲自凭棺临穴，不近情理，元辅当天下重任，正己才能正百官，然后可以正万民。这吴中行比较坦荡，他上疏后，抄了一个副本，送给老师过目，张居正看后，惊问：这上疏送进去了？吴回答干脆，不送进宫我是不敢告诉先生的。
大家正为张居正守制问题争论不休时，彗星出现了，这种自然现象在古代被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另一位学生赵用贤抓住“星变”这件事，要求皇帝至少仿照先朝杨溥、李贤的成例，让张居正先回家守制，未满二十七个月时下诏让他提前回朝。
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书，措词更为激烈，说陛下留张居正，声言为了社稷，可社稷所重莫重于纲常，而首辅大臣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连纲常都不顾了，社稷怎么能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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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艾穆因为是张居正的老乡，张对他十分关照，他和海瑞一样，仅仅是个举人，这在重科第出身的明朝，是官场最大的劣势，但他名气大，张居正曾让他当诰敕房中书舍人——即中枢看管皇帝诰命敕书的机要秘书，位置很重要，艾穆谢绝了这番好意。不久，他提拔成刑部员外郎(最高审判刑罚机构的副司长)，有一年和御史一起去陕西录囚，即对死刑进行复核。张居正推崇刚猛治国，惩治犯罪要用重典。在这种“严打”的指导思想下，每个省取决犯人都有名额，不完成任务的相关官员要受处罚，如此冤案自然难免。而艾穆那年复核死刑，只杀了两个人，同去的御史很担心上面怪罪，艾穆说，我总不能用人命来博取自己的官位。
可以说，这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四个人，都是有一身正气的君子，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不惜得罪皇帝和宰相。张居正未必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品行，也未必不知道这些人并非专门给自己作对。但作为主持改革大局的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他看到几位道德感很强的小官员后面的潜流。有人盼望着这潜流无限泛滥，直至否定新政。所以张居正必需用霹雳手段阻止这潜流。张居正曾对人说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意思说再高贵的花，挡在大路中间，也得把其锄掉。
张居正便用廷杖——打板子的方法来“锄”这些芝兰，来应对他一生最大的公关危机。
廷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人道、严酷的刑罚之一，主要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官员。大庭广众之下，让校尉用棍子打屁股，这不仅是对肉体的伤害，也是对人格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