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受到怎样的监控？( 二 ) _日本

日本东亚振兴会在1944年多次组织留日学生参加“大东亚战争”慰灵祭，6月1日到明治神宫、11月5日到靖国神社祈愿“大东亚战争”胜利，9月17日悼念战死的海军大将中村良三。
靖国神社
徐志民认为，这种强迫留日学生祭祀、悼念侵略者的行为，极大地刺激了留日学生的民族感情，甚至一些善意的日本学生也不愿留日学生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不允许阅读《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
七七事变之后，日方对留日学生的监视更加严密。
“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是中国学生相对集中居住的地方，会馆馆长是陆军少将，他有特别的钥匙，能进入全部房间。有留学生回忆，白天上课的时候，他们进入房间，翻箱倒柜的调查，甚至留日学生半夜点灯准备复习考试，也要提前申请。除此之外，日本特高警察利用学生外出上课的机会，偷入宿舍搜查更是家常便饭。
1938年初，中日徐州大战，其中台儿庄之战最为激烈，日军局势相当被动，随时面临被歼灭的危险。据徐志民考证，1938年4月，日本警视厅外事课(情报间谍部门)增加30名职员，名义上负责“中国留日学生思想运动”，实际是加强对留日学生的思想监控。
战时日本的一些学校图书馆和书店中，虽有关于马列主义的进步书籍，“但你中国人看，就是违法行为” 。
熊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的一名中国学生，仅仅因为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就被日本警察关押了好几个月。
留日学生吴新与同学在神户港游玩时，偶遇一些中国劳工并交谈几句，随后即遭到日本警察的调查。
伪满留日学生刘士衡被捕后，供出留日学生高世嘉是国民党员，结果他们都被杀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随即发布《关于外国人旅行等的临时措施令》，对留学生的活动进行进一步管制。中国学生出行，必须得到其所属警察署的辖外旅行许可证;居所最好不要变动，如若变动，须24小时内向所属警察署汇报变动后的地址;在会馆或宿舍居住者，搬离后，也须向原会馆或原宿舍登记新的住宿地址。
诚如后来研究者所言：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管理从战前特定监视‘危险人物’，转到无差别监视方针” 。
留日学生张景柏后来回忆：四年半的留学生涯结束，“直到今天还总觉得有一个影子跟着自己。”
对中国学生戒备和敌视
1945年，日本败相显露无疑，更多的日本人开始戒备和敌视中国留日学生。年初在府中市榉木大道上漫步的中国学生陈一民与4名朋友，被日本人无端包围、殴打。
受战争影响，日本与东南亚的物质通道被切断，日本本土物资匮乏，课程也无法继续，不少留学生提前回国。汪伪政府派遣的第三批留日学生强烈要求回国，于1944年冬退学回国。据徐志民考证，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初，在日本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尚有428人。
1947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留日学生之召回办法》，中国学生相继奉召回国，近代中国的留日史至此真正结束。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举办留日学生甄审运动，仅450名留日学生申请，并提交登记表、保证书、学历证书和自传等，现有百余本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0年代，王奇生和周孜正等学者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留日学生研究。王奇生出版《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一书，周孜正发表论文《汪伪的留曰学生教育》等。
(以上依据徐志民《敌国留学——抗战时期中国在日留学生的生活实态》一文内容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