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妓女竟也是潮流风向标！普通市民也跟妓女的潮流( 三 ) _妓女

在晚明当时的出版界还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陈继儒。他二十九岁就放弃了科举，隐居在松江的佘山，自己编撰出版了很多书，主要就是所谓文人趣味的课本教材。清代编修的《明史》把陈继儒放在“隐逸传”中，不过，钱谦益所编的《列朝诗集》之“陈征士继儒”小传中云:“仲醇(陈继儒的字)又能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于是眉公(陈继儒的号)之名，倾动寰宇。甚至穷乡小邑，鬻粔籹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他召集贫穷的文人而让他们编书，最后挂陈眉公的名字出版。结果，这些书在社会上非常流行，以至于到有人卖“眉公馒头”之类的程度。后来当时的皇帝要他去北京做官，他却拒绝了。他很享受在江南作为隐士而出书获得的社会地位，认为这比去北京做官更重要。
当时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情色小说和市井气息很浓的戏曲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还是仅仅是文人的想象?
大木康：晚明清初的情色小说，与青楼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像《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也与不少妓女有来往。但更重要的背景是，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比较重情重色。冯梦龙编《挂枝儿》《山歌》或《情史类略》的背景也不外乎这个。
有些小说里描写的青楼当然有理想化的情况。明末小说中的妓女，尤其是冯梦龙笔下的妓女，都比较重情。最起码冯梦龙是重视妓女真正的爱情、把她们当作人看待的。比如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作者不仅认同这位并非水性杨花的妓女杜十娘所拥有的真挚人格，更站在她的立场抒发内心的同情，将李甲和孙富彻底描写成十恶不赦的家伙。无论是杜十娘还是《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王美娘，在与意中人相逢时，竟然都自付赎金以求脱离妓籍，这类例子可说是绝无仅有。在这个方面，冯梦龙可说是美化妓女了。而《金瓶梅》中描写的妓女则大不一样，作者注重的是对妓女在接客时如何让自己处于有利情势等所谓手段伎俩的描述，至于是否认同妓女个人的人格则又另当别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中的描写更为精辟冷峻。
明清也是理学极盛的时代，他们如何协调这种放浪形骸的生活与儒家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呢?
大木康：我的理解是，当时的知识分子都为了应科举而读书，他们读儒家经典是为了做官，当然也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这是他们作为士大夫的一面，中国每个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当他们休闲的时候或科举失意的时候，在自己私人的生活圈里拥有各种各样的爱好，像绘画、园林、古董，就是作为文人的一面。我们不能只看到一面，他们是完整的一个人。又是朝廷大官、又是悠闲文人的苏东坡应是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两面性”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例子吧，不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这两种面貌。
您所关注的冯梦龙、冒辟疆等人都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异族入侵、家国变迁这些变化，对他们个人的生活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江南是抵抗清朝统治最激烈的地区，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一边创作情色小说、狎妓欢饮，一边又迸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大木康：之前有一位日本的文学研究家西乡信纲先生说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文学是“反政治”的文学，像陶渊明的作品，不为五斗米折腰，所以归去来兮。但是他隐居的行为，有一种对当时的政治抵抗或反对的意思。日本文学则不是反政治，而是“非政治”的，完全与政治无关，只有花鸟风月的世界。所以，像冯梦龙一边写爱情小说，一边收集赤裸裸的情色歌谣，但是他在晚明的时候，也从事过真正的爱国活动，通过出版活动来支持当时南京或福州的临时政权。一个人一边创作和收集爱情小说及歌谣，一边从事爱国运动，并不矛盾。以我比较熟悉的冯梦龙、冒辟疆来说，我觉得他们在内心没有感到什么冲突。我觉得，最典型的能代表晚明文人心态的，大概是余怀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