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晚清权臣的三大军政集团的环链关系( 二 ) _生活百科

就三者的形成而言，“湘”“淮”时间上比较靠近，且源流上关联直接而又密切。当年曾做过“湘”“淮”大员（如胡林翼、李鸿章）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在其《归庐谭往录》中曾说：“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后来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梵天庐丛录》中，也转录了有此话的笔记内容）。这种说法旨在揭示其间的连带关系，无疑也提示出其形成时间的先后。具体看，曾国藩自咸丰二年末开始借办团练练兵，咸丰四年（1854年）春湘军正式练成出征，至此可以说湘系集团雏形初备（当然，还说不上具有“完备”形态）。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在特定情况下形成比较快捷。因“东援”需要，本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奉幕主之命组建淮军，同治元年（1862年）开赴上海，并且他很快有了疆吏（出任江苏巡抚）权柄，这样“军政结合”，淮系集团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形态，完成了“淮由湘出”的衍生分化。从湘、淮集团各自初成的时间上看，前后有大约七年的时间差，而两者形成后共存“交叉”的时间则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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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孕育产生则比较靠后，自甲午战后的“小站练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时间上与其笼统地说承湘、淮两者之后，不如说承淮衍生更为直接。袁世凯的叔、祖辈与李鸿章即多有联系，袁本人的为官初阶则可谓从淮系要员吴长庆门下踏出，而后更得助于李鸿章的护持、荐引。其集团势力的奠基，也离不开对淮系人员的直接延揽、收用。而及至其集团势力初成之际，湘系群体形态上已告漫漶，淮系则因其“开元”领袖李鸿章的在世而实体尚存，与袁氏集团有着交叉共存时段。及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去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职由袁世凯继任（先署理，随后实授），则可视为完成其群体性直接替代的标志。由此可见，渊源上袁氏集团与“湘”“淮”有着相对的远近、疏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