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西南联大：在战火硝烟与物资匮乏中治学

1939年10月，西南联大新生光远来到昆明时，新校舍已经落成。刚来的时候，学校没有装电灯。寝室里是八人一组，公用一盏油灯。图书馆用汽灯。偌大一个图书馆并没有几盏，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院购票还要拥挤。光远写道：“天未黑，馆外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便向里涌，涌进门便分头向汽灯下面跑，等跑到坐定，低头一看，往往便会发现笔记本挤烂了，洋装书的硬封面挤脱了，笔记丢了。这还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出了一身汗还分不到一点灯光的人，于是便只有垂头丧气地又踏出了倚斜的馆门。”那时，联大的学习氛围很浓。从内地来的、从沦陷区集中上海再从海道来的，都集在这里，抱着一种希望，想学到一些什么。那时昆明的凤翥街很热闹，那是昆明以北数县上省的驮马队驻足的地方，这些莘莘学子便与贩夫走卒为伍，燃马粪看书。在联大上课，课分散，教室更分散，无时不须“马拉松” 。联大学生记录道：“一课在新舍东北区，一课在后来改为女生宿舍的南天一柱，或是乾坤正气大教室，另一课也许在昆北食堂，再一课也许又得跑出大西门到现在师院去，而又一课或者又须跑进城到现在的云端中学(那时的昆中)，跑到教室，工作并未完，还得抢椅子，因为座位不够，到迟一步，便只有立着听课了。”
虽然条件艰苦而清贫，联大的课堂却是大师云集的地方。后来成为翻译大家的许渊冲在昆中北院一号教室旁听陈寅恪讲“南北隋朝唐史研究” 。许渊冲在他的书《逝水年华》中回忆道：“他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钱锺书那时才20多岁，戴一副黑边大眼睛，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他除了给“大一”新生开课，还为外文系高年级学生开了两门选修课，“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代文学” 。他讲课只说英语，一口牛津腔，要求学生们学习标准的伦敦音。联大的课堂上，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非常精彩。有朱自清讲《古诗十九首》、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冯友兰讲哲学等等。联大不但校内名师云集，校外名人来演讲的也不少。茅盾、老舍、范长江都来联大作过大报告；孙伏园、曹禺来作过小报告；巴金、沈从文、萧乾来参加过座谈会。联大没有礼堂。一些重要的演讲就安排在昆华中学北院进行，有的就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
抗战期间，考古学家董作宾、科学社社长任鸿隽、政治学家罗隆基、甲骨文研究权威陈梦家和长老会传教士W.H 。克拉克都被学生自治会邀请来联大演讲。在学生自治会的协助下，钱端升谈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何永佶谈英国与东亚的关系，洪思齐谈苏联与东亚的关系，贺麟谈青年与信仰，沈从文、朱自清、罗常培和闻一多则探讨各种文艺问题。抗战时期，联大在昆明为大学生提供了一块相对远离战乱与喧嚣的精神家园。据美国学者杜易强统计，仅仅是1942年秋，一个学期下来，“国文学会和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文史论坛就推出了联大教授主讲的20多场讲座，每位演讲人在自己的领域都有深湛的造诣” 。
1941年初，昆明已屡有空袭。到了8、9月，学校大遭轰炸，图书馆、饭厅、教室、寝室都有损坏，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 。跑警报逐渐成了日常课程。费孝通后来写道：“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几天来一次。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大概说来，十点左右时最可能放警报的。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二点钟才能回来。所以，一吃过早点，我太太就煮饭，警报来时，饭也熟了，焖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有一次躲警报回来，“文化巷已经炸得不大认识了。……哭声从隔壁传来，前院住着一家五口，抽大烟的父亲跑不动，三个孩子，一个太太，伴着他，炸弹正落在他们头上，全死了。亲戚们来找他们，剩下一些零碎的尸体。在哭。更坏的一件一件传来。对面的丫头被反锁在门里，炸死了。没有人哭，是殉葬的奴隶。我鼓着胆子出门去看，几口棺材挡着去路，血迹满地。我打了一个恶心，想吐，连忙缩了回来。……城里的轰炸从那时起一直到‘飞虎队’光临，足足有两年，着实凶恶了不少” 。在战争中，毕生的学术成果可能毁于一颗炸弹，也可能消失在一次空袭警报的混乱中。无论什么时候跑警报，金岳霖教授都携带着《认识论》的稿子，这部稿子花了他近30年心血的成果。躲在小山坳里避难时，他就坐在那件宝贝上，格外注意防范。一天，空袭警报解除之后，他匆匆忙忙往城里赶。刹那间，他意识到自己把手头的巨著丢下了，便赶紧返回原地，但书稿已经不见踪影。事隔差不多40年后，他调侃着回忆，“很可能被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他重写了全部70万字的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