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弱的载沣如何为爱新觉罗家族创造善终奇迹?(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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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汪逃得性命,固然与肃亲王有关,但如果没有作为一把手兼受害人的摄政王点头,汪精卫那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的狱诗,就只能当做烈士诗抄而流传了 。
如此谋逆大罪,不杀一人,载沣所体现出来的,不光是胸怀,也是其韬略及手腕:杀了一个汪精卫,会有更多的后来人,莫如示人以宽 。这即使只是手段,没有胸怀也难以付诸行动 。
这段故事,在充满阴谋和血腥的中国近代史中,无疑是洋溢着古典浪漫情调的佳话 。而载沣的宽容,在此前此后的执政者当中,更是绝无仅有的另类 。
如果载沣不是这么“软弱”,这么温情,而是对待敌人像严冬般冷酷,那清王朝莫非还真能再度雄起并不至覆灭吗?这位年轻的王爷,绝不比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李鸿章逊色,他们都是这间破屋的裱糊匠,区别在于:李鸿章轰轰烈烈,载沣却不动声色;李鸿章在尽力维持着屋子不倒下来,载沣却还要费尽心机地考虑:不得不倒下来的时候,如何减少断瓦残砖造成的巨大伤害?
历史已经证明,选择载沣,实在是当国半世纪的慈禧太后的远见 。这位“80后”能屈能伸:在锐意改革数年而终不成后,他毕竟为整个皇族赢得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体面而又安全的集体“转制” 。
民国年间,孙中山曾拜访载沣 。一个是表面风光、其实内心相当失意的革命元勋,一个是内心惶恐、却努力在表面上显得知足常乐的旧朝王爷 。正史野史都说两人相谈甚欢,孙送给载沣的签名照,被载沣敬奉到终,这被人一相情愿地解释成其对革命元勋的景仰,其实,这更像是他在新时代请的一张护身符 。载沣“下岗”后自号“书痞”,撰联道:“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 。”刘阿斗当年也告诉过司马昭:“此间乐,不思蜀” 。然则,果真不思蜀哉?
载沣的胞弟载涛曾如此评价乃兄:“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此话绝不可当真,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甚至是哥儿俩串好了在新时代装傻自保的烟幕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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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911年6年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1909年~1911年的三年宣统新政,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就能发现:如果不是载沣的柔软身段,宪政改革将不可能达到如此深度和广度;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将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价得以建立;被革命者当做异族政权的满清王朝,将不可能获得如此宁静的“安乐死”;同样被革命者当做“靼虏”要予以“驱除”的爱新觉罗家族,将更不可能赢得“软着陆”的善终奇遇!载沣的个性,或许正是解读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的密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