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荆州：刘备成为赤壁之战的最终赢家？( 二 ) _荆州

到此，赤壁之战总算取得了一个圆满的成果。这一仗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首先应当归功于周瑜的正确指挥，以及东吴全军上下的同仇敌忾，力战退敌。尤其是到了后期，周瑜带伤临阵，表现出临危不俱的大将风度，故战后孙权以取南郡之功，“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三国志·吴志·周瑜传》）同时，孙权又以程普为江夏太守，镇守沙羡（今湖北武昌西金口），于是基本上算是控制住了长江中游地区，为此使江东政权的西部屏障更加巩固。
刘备“南征四郡”成为大赢家
鉴于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太守金旋、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南）太守韩玄、桂阳（治今湖南郴县）太守赵范、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太守刘度等原先便归属于刘表，而此间的刘表长子、荆州刺史刘琦正归附于刘备，所以这四个人只需向刘琦表示归顺之后，那么武陵、长沙、赵范、零陵四郡，便在名义上臣服于了刘备。换句话说，刘备的所谓“南征四郡”，实际上只是依靠着重兵压境，并没有费多大的力，兵不血刃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四郡之地，算得上捡了个大便宜。
不久，“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大半生颠沛流离、苦于没有立足之所的刘备，那一阵猛地变成一个政治暴发户，这可真是叫人喜出望外了！
江南四郡平定之后，刘备占有了赖以立足、发展的根据地，于是便自说自话地以荆州牧的名义，论功行赏，封拜元勋，在公安组建了荆州牧名副其实的行政机构。他以关羽为襄阳太守，张飞为宜都太守，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而督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的这种布置格局实可谓用心良苦:此间，襄阳尚在曹操的掌控之中，刘备让关羽为襄阳太守，其任职形式看是形同虚设，但由于关羽实际控制区域也在襄阳至江陵的汉水流域一带，所以也算与襄阳沾上边了。与此同时，刘备再分割控制于自己手中南郡以西的数县之地，另置宜都郡，定治所夷陵（今宜昌），派张飞为宜都太守，于是从南郡地面上又生生地切下一块来，让自己与东吴驻军形成犬牙交错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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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都郡的设置，充分体现出刘备悉心保障荆州将来作为攻取益州之战后方基地的战略眼光。换句话说，即使是当刘备取得益州之地后，位于南郡西侧的宜都便成为他横跨荆、益的机枢要地，一旦荆州有何风吹草动，他马上就得火速率主力沿长江顺流而下，以确保自己据以立足的根基。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此间正式意义上的南郡太守，便是东吴大将周瑜--如此一来，这位仅仅只“屯据江陵”的东吴军统帅一下子便被置之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之中:南面受制于公安的刘备，西面受制于宜都的张飞，北面受制于荆襄之间的关羽……三面受扼的艰危处境，使得周瑜驻扎在江陵周围的全部人马，就只留下东边的一条通道了。
成了个大赢家的刘备，当然知道江陵地位和作用。对于这一点，《三国志·魏书·贾诩传》早就通过曹操的谋臣贾诩之口，对其作了充分的描述。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打算顺江东下，一举荡平东吴政权。贾诩劝谏说:“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着，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士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依照贾诩的说法，曹操根本就勿须对东吴用兵，只需利用江陵这一带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物产，一门心思地搞好地方政权，就是以使孙权“稽服”了。可惜，曹操听不进贾诩的这番话，一味地企图炫耀武力，结果弄得赤壁一战大败而归。反过来，这也证实了江陵在当时对东吴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刘备占了上风，基本上具有了与东吴孙权平起平坐地盘和实力的，由此就难免再生得陇望蜀之心。孙、刘两家的关系，已经完全因赤壁之战后各自势力范围出现的新动向，而再度变得朴朔迷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