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家庭跟不上巨人的步伐( 五 ) _托尔斯泰

索菲娅抱怨托尔斯泰一生中都以工作为重，投身运动，疏于对子女的照顾。尤其几个年幼的孩子，见到家庭教师的时间远远多过见到父亲。托尔斯泰的几个儿子也不赞同他们的父亲，时时与他唱反调，倒是几个女儿对他很忠诚。托尔斯泰也有过私心，大女儿玛莎一直深得宠爱，是他的得力助手，他曾不止一次阻挠过玛莎按照自己的心愿嫁作人妇。
家庭战争
到19世纪90年代，托尔斯泰已成为俄国最知名的精神领袖式的人物，有人甚至说，如今存在着“两个沙皇” 。1901年，他被教会公开革除了教籍。这是相当严重的处罚，有专家说，东正教历史上被扫地出门的不过三四人。还有好几次，官员主张将他流放，或者抓进监狱，都因忌惮他的国际性声誉而不了了之。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过一句名言：“托尔斯泰想让我将他流放到索洛维茨基，可是我却不愿他引起公众的注意。”
有同行为他惋惜，几分几合的老朋友屠格涅夫，临终前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恳切的信：“我想向你提出最后的、真诚的请求。我的朋友，回到文学活动上来吧!这种天赋和其他万物一样，乃上天所赐。哦，如果我的请求对你能有效果，我会多么快乐啊!”
和他一样失望的，还有索菲娅。1885年，她接管了丈夫早期小说的出版事宜，曾专门请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如何经营出版业。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个相当出色的商人。为8个孩子的将来打算，以及大家庭的流水般的开支，索菲娅时常感到赚钱的紧迫性。1890年，她还曾面见亚历山大三世，成功说服他取消了对托尔斯泰的小说《克莱采奏鸣曲》的禁令。当然，事后夫妻俩闹得很僵，托尔斯泰对此表示不齿，他不愿靠写作牟利。
他晚年创作的重要长篇小说《复活》，也是一个关于心灵忏悔与救赎的故事，所得的高昂版税全部捐给了杜霍博尔派教徒，他们因不同于东正教的宗教主张而被当做异教徒。这笔钱加上其他托尔斯泰主义信徒的募捐，最后资助了7500余名杜霍博尔派教徒集体乘船迁居加拿大，逃离了教会的迫害。
托尔斯泰晚年家里常聚集着一堆各地来的追随者，拿着小本子记录他所说的每一句话。索菲娅认为其中一些人是“嘤嘤叫的马屁之徒” ，其中她最痛恨的人便是切尔特科夫。他比托尔斯泰小26岁，来自极为显赫的贵族家庭，年轻时放弃大好前程，投身为农民谋福利的慈善事业。1883年他和托尔斯泰第一次会面，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从这时起直到托尔斯泰去世，切尔特科夫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他的照片独自一大张，按照原有陈设，迄今仍悬挂在托尔斯泰书桌的正前方。
切尔特科夫也是托尔斯泰信仰运动最有力的幕后推手，一生心血倾注其中。他后来支持托尔斯泰在遗嘱中把自己的所有版权“捐给人民” ，这样可以让其思想传播得更远。他由此被索菲娅视为头号敌人。2010年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德俄合拍了一部讲述托尔斯泰生命最后时光的电影《最后一站》，再现了索菲娅与切尔特科夫间的拉锯争夺战，以及托尔斯泰夫妇无休止的争吵。夹在两难中的托尔斯泰矛盾而痛苦，修改遗嘱捐出版权后不久，他离家出走。第二天，索菲娅跳进池塘企图自杀，后被人救起。而托尔斯泰走前留下的信中，开头便是：“不要以为我出走是不爱你，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