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家庭跟不上巨人的步伐( 四 ) _托尔斯泰

出于对自己孩子教育的思考，他投入大量精力编写了俄语的《初级课本》，甚至亲自动手写故事。他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倘若整整两代俄罗斯儿童，从皇子皇孙到农家子弟，全都通过他编写的这套教材识字读书，进而受到艺术的熏陶，他此生死而无憾。因为售价偏高，他又将其删改为《新初级课本》，仅售14戈比，大受欢迎，在托尔斯泰生前就出版了28次。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没有哪本教材能够像《新初级课本》这样普及。
索菲娅不懂丈夫为什么要置成功小说家的事业于不顾，虽然她曾担任过他开办学校的老师，但她特别讨厌他跟农民打交道，这个本质上的城市姑娘，无法理解从小生活在农庄的托尔斯泰对农民的感情，这一点令托尔斯泰深感失望。而对妇女在婚姻中的作用，两人也开始各持己见。
索菲娅一生16次怀孕，生下13个儿女，其中5个都早夭了。托尔斯泰秉持他的平民主义思想，断然拒绝妻子雇佣奶妈的请求，尽管她第一次生产后得了乳腺炎，根本无法给婴儿哺乳。1871年，生下第五个孩子玛丽亚时，索菲娅经历了特别严重的产褥热，差点因此丧命，她为此有些恐惧，想方设法采用避孕措施，唯恐怀孕。但托尔斯泰认为妇女的天职就是生育孩子，将他们抚养成人，他对妻子的想法惊骇不已，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借陶丽之口说出：避孕是不道德的行为。
夫妻俩就“妇女问题”的争辩，让他费了不少脑筋，成为搁笔3年后重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主要动因。托尔斯泰借小说探讨婚姻与家庭，却不止于此，而是全面反映出了废除农奴制后，俄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的社会全貌。列宁正是读了这本书，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评语：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
《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几章列文对生命意义的苦苦追问，正是作者本人的困惑心声。托尔斯泰在19世纪70年代末世界观发生了激变，他先是在宗教中寻找答案，继而从极度的虔诚走向极端的虚无，遍览东正教的神学理论，并对它们发起批判，最后在51岁时宣布放弃东正教的信仰。此后十几年中，从《忏悔录》开始，他大量写作福音书籍，用自己的话阐释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
他也批判君主制，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与专制组织，主张非暴力形式的不服从、不合作，比如拒绝服兵役和纳税。对于个人，主张道德的自我完善， “爱一切人” ，废除私产，自食其力。他公开批判政府、教会的书屡屡被禁，往往是先在国外出版，后以地下形式流回俄国，畅销一时。在1891年梁赞省爆发的大饥荒中，托尔斯泰首当其冲，带领全家参与组织赈灾，呼吁全国民众及时相助，种种措施让不作为的政府颜面尽失。
因直面俄罗斯严重的贫富差距，农民的困苦，他自感罪恶羞耻，在《我信仰什么》中写道：“过去对我来说美好而高贵的每一件事——抱负、名望、教育、财富、复杂而考究的生活方式、食物、衣服和礼仪举止——都已成为不好而肮脏的。”托尔斯泰开始尽可能简化个人生活：吃素，戒烟，放弃了最爱的打猎，穿着那身人们最熟悉的农民粗布罩衫，农活样样精通。画家列宾画过一幅《托尔斯泰在耕地》的油画，他亲睹托尔斯泰在农田里， “整整六小时，不停地用犁翻耕黑土” 。他自己试了下扶犁耕地， “连十步都走不了，真是寸步难行!”唯一的例外是还骑马，托尔斯泰本来打算放弃这项“自我放纵”的爱好，后来觉得自己的马儿已经老了，才照骑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