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议罪银制度：什么人才有资格花钱免罪 _免罪

清朝乾隆年间，官场上流行一种“议罪罚款”的制度，说白了，就是官员犯了错，上缴一部分“议罪银”便可免罪。这是有明确条文规定的，比如在《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八中载明：“官员承问引律不当，将应拟‘斩’、‘绞’人犯错拟‘凌迟’，及应拟‘监候处决’人犯错拟‘立决’者，承审官降一级调用，审转官降一级留任，臬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罚俸开始施行时，主旨只是针对一些较小的过错，在尚不足以撤职、降职的前提下使用一下，让官员感到有点儿“心疼”，以便从此更加严谨为官。但到后来，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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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当时被罚款的封疆大吏李质颍给乾隆皇帝的一篇奏疏：“奴才李质颍谨奏，为仰恳圣恩，俯准宽限事……奴才于浙江巡抚任内未行奏参王燧，情愿罚银十万两，粤海关监督任内奏事错误，情愿交银二万两。四十六、七两年关税盈余短少，部议赔银三万六千余两。广东盐案不实，情愿罚银十万两。奴才自四十六年起至本年，交过造办处广储司共银十四万两，其余十一万六千余两，理宜竭力凑缴，按限完纳，庶于寸衷稍安。但现在变产凑交，一时售卖不及，又恐有误限期。奴才昼夜惶悚，无计可施，唯有叩恳圣主恩施格外，准于明年起每年作为二季，交银一万五千两，奴才得以设法竭力，及时估变交纳。”在这封奏疏中，李质颍承认先后几次工作中出现失误，“情愿”上缴罚银，但一时难以凑齐，请求宽限。虽然此疏有哭穷的表演成分，但动辄数十万两银子，对谁都不是个小数，已完全超出受罚者应得的薪俸和养廉银的总和。这么多钱，已不仅仅是对官员的惩罚，而是刻意搜刮了。由惩治手段转换为敛财目的，称得上是遗患无穷。
首先，这些“议罪银”没有明确的数额，伸缩性极大。全靠当事人根据所谓的实际情况把握，是多是少只凭一张嘴，谁的嘴大谁说了算。皇帝不说罚多少，受罚者自己报数就只能往高里说，万一报少了，皇帝不满意，给顶回去，那就算白报了，丧失了缴钱免罪的机会。这种潜规则自然成了破坏制度的重要一环。
【清朝议罪银制度：什么人才有资格花钱免罪】其次，交了钱就可以免罪。受罚者食髓知味，会丧失对渎职违章的警惕。反正花钱就能摆平，那就犯了受罚，罚了再犯，千锤百炼。花钱免罪无疑是对罪恶的包庇与纵容，从而引发社会对善恶判断的失序。
第三，受罚者白花花的银子拿出去了，他还得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即使不为盈余，他也得把这个窟窿堵上，想方设法抠钱。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心思理政，哪里还会想着为民服务?他得先为钱服务。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什么方式搜刮钱财?当然是违法手段，按部就班，一分一分地挣辛苦钱，猴年马月也挣不够这笔巨款。于是，一层层盘剥下去，最后都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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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被罚的钱哪里去了呢?如果进入国库，用于发展民生，花到老百姓身上，倒也罢了。而事实上这些钱最后都进了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账户。据说，广储司银库所收罚款，每月都要将数目开单呈报给乾隆皇帝的大管家和珅，开报时要逐项列报罚款人之姓名，缴款数目，以及已缴未缴情况，再由和珅转奏皇帝。皇帝精着呢，谁少给了都得收拾他——官员犯错，皇帝得钱，岂不快哉。到最后，那些高级官员成了皇帝的“白手套”，专替最高决策者搜刮，最高决策者成了罪恶之源。
说起来，“议罪银”也不是谁都能缴的，这还有个资格的问题，最起码得跟皇帝有着很深的渊源或者交情。皇帝恩典你，才给你这样的机会。实在不行，也可以走“上层路线”，通过皇帝的大管家和珅来完成。和珅一辈子没做过地方官，没有在基层刮地皮的经历，却坐拥海量财富，是何原因?据靠谱的专家分析，这些财富大部分来自于“议罪银”的回扣或者是通过给皇帝和官员拉皮条得来。来看看和珅与其助手福长安给皇帝的一封奏疏：“查奇丰额于五德在织造任内纵容伊子，不行参奏一案，前奉谕旨，将奇丰额革职来京，交军机大臣究讯。兹奇丰额已于本日来到热河，臣等遵旨讯问。奇丰额伏地碰头跪称，我系内务府世仆，由刑部司员蒙恩补放道员，后擢藩臬两司，用至江苏巡抚，理宜倍加感激，于地方一切认真查办，乃五德在江苏织造任内纵容伊子永泰任意苛刻，以致胥役人员心怀抱怨，商贾观望不前，税银短绌，我于彼时不能即行参奏，仅令五德速遣伊子回京，直待降旨询问，始行奏出，实属糊涂荒谬，辜负委任。复蒙格外天恩，不即从重治罪，仅予革职，愧惧惭悚，无地自容。今情愿罚缴银四万两，并求转奏赏给苦差，以期稍赎前。”奇丰额包庇下属被追查，缴了四万两白银，希望免罪之外，还希望再给个官当，即所谓“赏给苦差”，并通过和珅给皇帝上奏。和珅在这中间能白替他传话吗?少给了都不行啊。而“英明”的乾隆皇帝只批示了三个字：“知道了”，其实就是认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