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政治理论家赵蕤曾经在《长短经》中说到“人才难得,欲成就一等事业,必得一等人才 。有齐桓公见稷之诚,刘备三往隆中之志,人才可得,事业可成” 。现今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说到底,也是人才之间的竞争 。但对于什么是人才,其标准应该如何勘定,儒法两家争论了上千年,迄今为止,亦无定论 。笔者以浅薄的资质、驽钝的才华,自然也不敢对“何为人才”妄下断论,唯有追述古人,浅议一二 。
三国时期的杰出诗人、王佐之才——曹操曾在《推恩令》中说“有德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德 。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然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 。曹操起于寒族之家,明于盛衰之道,通于成败之数,又加上生逢乱世,为了重修宇内、整饬朝纲,故此他的用人之道很大一部分继承了法家的衣钵 。“唯才是举”其实也是推衍自“七术”中的“恃术不恃信”,即大力肯定荀子的“性恶论”,认为臣子的利益从本质上讲,跟他们这些帝王将相是相冲突、甚至是对立的 。于是,他便提倡完善制度、修缮法规,提高领导艺术,以驾驭和操控下属 。也正因为曹操寄希望于“体制约束”的思想,促成了他用人不拘一格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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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文子对人才的标准近乎择贤选圣,他说:“总括人才的美德,应该具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六个特征 。”所谓“心小”,意思是说性格要谨慎周密,在祸患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考虑到预防的措施;灾祸刚刚显露出征兆的时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备 。最根本的对策是不放纵内心的欲望;所谓“志大”,是说立志要宏大,以实现天下大同、全人类共同富裕为己任,在错综复杂的是非风云面前,坚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总则;所谓“智圆”,意思是说智慧要圆融无隙,象圆形球体一样,处处融合,找不到起点和终点,但是能够包容四方,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又象地底深处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竭;所谓“行方”,意思是说行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挠,纯洁清白,有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贫穷的煎熬下,决不改变情操,飞黄腾达了,又不被冲昏头脑;所谓“能多”,意思是说才能要达到文武兼备,不论是在有所作为还是静默孤独的时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所谓“事少”,是说善于把握事物的要领和关键,做到举一发动全身,以一机治全局,以静制动,以静待躁 。亦即是说国家的兴废之道,全在人治,主张通过为政者“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己身”、“子帅以正,则孰敢不正”的表率作用来引导属下修德律己,以达到政兴人和、国泰民安的境地 。
因此在人才的勘定问题上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标准——“唯才是举”和“德才兼备” 。对于这二者的优劣长短,历来为史学家争论不休 。北宋时期被誉为“诗中弥勒”的黄庭坚就曾大唱:“司马丞相昔登庸,诏用元老超群公 。杨绾当朝天下喜,断碑零落卧秋风”的颂歌,力推圣朝“德才兼备”的用人理念 。近代学者张理先教授则引用《黄石公》中的言论“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献其计;勇者尽其所能;贪者决取其利;愚者不避其死,始为天下王矣”,认为一个人要成就惊人的艺业,难免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想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成为其中的领导核心,就要建立体制和把握权术 。依笔者看来,双方所言各有道理,单单依靠修德律己的理念来制约下属,的确容易造成基层官员的平庸化和厚黑化,形成庸才或厚黑之人把持大权,“党同伐异、排除异己”的怪圈;而过分强调“唯才是举”则会给品行不端、善弄阴谋的人以要求晋升的借口 。实在令人进退维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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