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被日本侵略打断：只是种虚假的神话( 二 )

这些行政命令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同时违背了条约义务和国内法律。日本人的反应是找了一批国际法专家，在报刊上论证为什么这样做是错的。这一招早已在抵货运动时用过，效果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一点效果也没有。
国民政府长期搞群众运动，非常清楚怎样侮弄死脑筋的对手。他们依靠党部操纵群众团体，就像地下高利贷钱庄依靠黑社会。如果发生问题，都可以算成民间组织的责任。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很快就掌握了这种艺术。他不准国民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成立党部，而是另外组织了一批群众团体，例如著名的“国民外交协会” 。根据马越山的记载，他对卢广绩说：“你们是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政府不便出面的事，你们可以出面做。”
林九治郎知道“运动是总司令身边的人煽动起来的”，但是无可奈何。外交的前提是双方都想达成协议，否则就会沦为争取舆论支持的公关表演。“张学良时代的对日态度，已从排日事件发展到对日攻势，而以铲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为目标。”重光葵说他“树立了公然排日的方针，用很露骨的办法想把日本势力逐出满洲。”
九一八事变是南次郎对若槻首相的公然挑战，然而下台的却是后者。日本方面的双重外交颠倒了位置，立刻引起了国民政府方面的双重外交颠倒位置。
张学良、蒋介石、胡汉民和汪兆铭在此后的几十年内，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论证“不抵抗政策”和“国际道义”，希望给国际社会留下有利于自己的印象。他们在国外的舆论工作非常失败，几乎不逊于国内舆论工作的巨大成功，结果造成了流传至今的绥靖神话。
其实里顿调查团时代的国际社会与其说是绥靖日本的横暴，不如说是厌恶国民政府的小动作。
英国外交大臣西蒙的两份备忘录很能说明问题。《满洲》备忘录说：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接收了俄国在满洲的权益，但中国从来不愿接受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中国从过去的消极抵抗发展到现在的积极抵抗，冲突日益扩大和频繁，终于在九一八全面爆发。日本违反《国联盟约》的原则，但事出有因。事件的性质是复杂的，不能解释为一国入侵其他国家。因为南满铁路属于日本，日本有权在铁路沿线驻兵保障铁路的通行。
《当前的中国危机与英日关系》备忘录说：中国在东北建设与南满铁路相竞争的铁路，引起了日本的不满，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欺诈和野蛮是东方人的特征，英国人犯不着蹚浑水。里顿报告反对恢复东北战前状况，建议派遣国际维和部队进驻，其中明显蕴涵了不相信国民政府会遵守条约的意思。幸而日本人更加积极地拒绝撤军，国民政府才得以在国内舆论战当中将全部责任推给日本。
不过甚至晚至卢沟桥事变，国民政府在国外的舆论工作仍然没有什么起色。英美外交官都不相信日本人有意发动战争，只有苏联心满意足地收复了北伐时代的人肉盾牌。这种内外有别的格局一直在延续，虽然成效也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