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吃货生涯：创作楚辞不忘提及各种美食

周朝人吃什么
用现代流行语来说，屈原很可能是个吃货。在没有微博的年代，即使在一部神神叨叨的《招魂》里，他也不忘在描述完天堂地狱之后直奔吃的主题：在大米、小米、黄粱等主食之外，肥牛蹄筋又软又香，有酸苦风味调制的吴国羹汤，烧甲鱼、烤羊羔还加上甘蔗汁，醋烹的天鹅、焖野鸡、煎肥雁和鸧鹤，还有卤鸡和炖龟肉汤。而在《大招》里，他还提到了猪肉酱、狗肉干、烤乌鸦、蒸野鸡、煎鲫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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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忍住口水：别忘了，那是公元前3世纪。齐桓公征讨山戎带回来的大葱才刚刚以新事物的面孔在流行着，而被称为“南夷之姜”的生姜还是调味品中的非主流，而蒜呢，还要等张骞从西域带回来，胡椒、香菜、茴香、芝麻、辣椒都没有。用膳完毕的屈原想吃一盘水果：然而，西瓜、葡萄、香蕉都没有、就连最常见的苹果也没有，吃货屈原只好拿着两颗酸酸的李子，蹲在一边的墙角：因为那时还没有凳子。
如果要在3000年以前的周朝拍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很可能单是《主食的故事》就没什么好说的。那个时候，小麦还是稀有品，相当于洋快餐。在《诗经》里，对于这种外来物种，人们如此写道：“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伟大的上苍赐给我们来(小麦)和牟(大麦)，叫我们进行繁育。)”可见，小麦和大麦在周朝人眼中，是外来的额外赠许。
周朝人吃的主食是小米(稷)和黍，黍到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但在东汉的时候还是好东西，庐江太守范式曾经杀鸡煮黍善待其好友张劭，而唐朝大龄文艺青年孟浩然一句“故人具鸡黍”，令吃它的人变得特别有复古范。
所谓的“五谷丰登”里，除了黍和稷起源于黄河流域，稻、麦(小麦)和菽(大豆)三种里，水稻是南方百越族先民的功绩，而小麦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创造，大豆则是山戎的手笔，因为古时大豆称“戎菽”，名字上面就已刻上民族的标记。
山戎是匈奴的一支，春秋时期，山戎活跃于河北的北部，曾对燕、齐等国构成严重威胁。西周初年，“戎菽”是山戎给予周王朝的贡品，可见当时大豆还没被普及。直到春秋初年，齐桓公北伐山戎，“戎菽”和大葱(当时称为冬葱)被作为战利品带回中原。“戎菽”很容易栽培，迅速推广，战国前后与粟并列成为中原人民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但身在南方的屈原似乎对它忽略无视。
大豆的油脂含量高，但人们似乎也对它熟视无睹，古代的中国人似乎喜欢动物油。就连批评苛政的时候，也要用到“搜刮民脂民膏”，“膏”在汉字里最初单指猪油，而“脂”在古汉语中专指牛羊油。
值得一提的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国人不吃羊肉，对牛肉兴趣也不算太大，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对中原人的饮食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羊肉成了肉类第一原料，涮羊肉这一北京名菜，似乎归根于多年后蒙古人的大力推广，而那时狗肉才是王道，樊哙即是狗屠，东汉末年的外戚大将军何进，也是杀狗的好手。
餐桌上的西方来客
在中国的食物里，外来的品种分为“胡”字辈、“番”字辈、“洋”字辈，其实也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口语变化：“胡”系列大多为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陆路引入;“番”系列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期由“番舶”(外国船只)带入;“洋”系列则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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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某年金鹰电视节，主持人之一的胡瓜自报家门：“我是胡瓜。”另一个主持人汪涵说：“我是黄瓜。”其实，黄瓜以前真的叫胡瓜：它是一种家常菜，却被各大菜系吸收。理由很简单，它资格够老，因为它自两汉时就已引入中国，所以几乎很少有人把它作为外来作物来对待。黄瓜原产于印度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热带雨林，据说最早是由张骞把它的种子从西域带到了中原。从此之后，黄瓜就与中原饮食密不可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