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契丹族为何未能在五代时期夺取中原？

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建立契丹王朝,为实现其“广土众民之志”,积极进行对外扩张和掠夺。经过历代契丹统治者的征战,其境“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①尽管历代契丹统治者都对中原虎视眈眈,耶律德光甚至乘灭亡后晋之势,一度占领了中原政权的中心大梁,最后还是被迫放弃,回到草原。目前,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是契丹的残暴杀掠,激起中原人民的反抗,迫使耶律德光不得不撤离。②笔者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本文拟以947年耶律德光南征中原失败,分析契丹自身存在的缺陷,探讨当时契丹未能统一中原的原因。
一、契丹政权政治思想不成熟
从草原民族发展历史看,契丹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以前匈奴、鲜卑等民族都曾逐鹿中原。在契丹之后,女真、蒙古、满族等相继南下,并入主中原与汉民族轮流执掌江山。契丹民族南下之所以没能确立在中原的统治,主要在其政治组织和社会思想等方面还不成熟,他既没有摆脱落后的旧习俗,又缺少成功的经验。
自阿保机建国以来,契丹统治者常有觊觎中原之心,往往插手中原割据势力间的冲突,从中渔利。936年,耶律德光扶持石敬瑭取代后唐,不但使后晋成为契丹的附庸,而且直接占据了燕云十六州。942年,石重贵继位,不顾国力尚弱,有心摆脱藩臣地位,对契丹称孙不称臣。从944年起,耶律德光屡次大举攻晋。但直到灭亡后晋,耶律德光也并没有做好统一中原的政治和思想准备。
首先,在进入大梁前,耶律德光对统治中原的方式并无既有方案。按以往的经验,面对双方人口和经济文化悬殊的差距,往往只能扶植傀儡政权来间接地统治中原。在战争之初,耶律德光就委以赵延寿经略中国,曰:“若得之,当立汝为帝。”又常指延寿谓晋人曰:“此汝主也”①;在与杜重威的大军决战时,耶律德光又以帝位为诱饵,对他说:“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②这些言行不能一概视作耶律德光的权谋之术,否则后来赵延寿也不敢求立为太子,一再试探耶律德光能否兑现其诺言。如何对中原进行治理,其实他并没有既定的方案。进入大梁后,耶律德光在皇宫接受百官参拜时,曾对身边的侍臣说:“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他还征询后晋降臣的意见,“欲择一人君之” 。③这些言行反映了耶律德光受传统的中国“华夷观”的束缚,自认夷狄的自卑心理在作祟,表明此时他对称帝中原仍缺乏信心。后晋的降臣们奉承道“夷、夏之心,皆愿推戴皇帝” 。耶律德光在众口一词的吹捧声中,自我膨胀起来,开始相信自己已经是“人心所向,天命所归” 。于是耶律德光决定对中原实行直接统治,改元“大同”,国号“大辽” 。对征服后的中原,耶律德光表现得过于骄傲和自负,声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④ 。
其次,进入大梁后,耶律德光墨守陈规,没有顺应形势的发展,对契丹落后的旧制度进行改进,最终错失良机。针对契丹诸将如萧翰、耶律郎五、麻答等肆意杀掠的暴行,张砺曾向耶律德光进言:“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然而,耶律德光当时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在北返草原途中,耶律德光亲眼目睹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和中原人民的反抗,才反省道:“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在向李胡介绍军情时,他认为:“所在盗贼屯结,土功不息,馈饷非时,民不堪命。河东尚未归命,西路酋帅亦相党附,夙夜以思,制之之术,惟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者而已。”事情远非耶律德光所说的如此简单。以耶律德光为首的契丹贵族仍然深受传统的华夷观念的束缚,往往以“夷狄”自居,没有信心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夷狄”既然不是中原“正统”的主人,自然就没有必要爱护这块土地上的子民,而专以劫掠财富为乐事。这种思想上的认识导致耶律德光根本无心改革契丹陋习。史载“契丹主(耶律德光)广受四方贡献,大纵酒作乐,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赵延寿请给上国兵廪食,契丹主曰‘吾国无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