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宋襄公一向被视为蠢笨的象征 。在历史故事连环画和央视1996版电视剧《东周列国》中,都将他塑造为一副肥胖、憨痴、迂腐可笑的形象,这大致能代表这位先秦封建军事贵族在贵族时代之后的一般形象,正如堂吉诃德在早期近代西欧的喜剧色彩 。
根据《左传》记载,宋襄公的战败,是因为死守贵族骑士的传统,不伤害负伤者,不抓获老人与儿童,不在敌方未排好队形时发动攻击 。他的这一军事贵族风度,却得到了儒书《公羊传》的极大好评,所谓“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 。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将他的战士德性与周文王相提并论,显然是按照贵族精神的标准 。吕思勉先生也高度评价了宋襄公遵守贵族战斗礼仪的风度,认为“则春秋时犹有能行仁义者” 。
《礼记·檀弓下》和《淮南子·汜论》记载,早期的封建贵族战争礼仪,包含了不攻击敌方的祖庙、不伤害敌方病人、不擒获敌方的老人和儿童 。西周《禹鼎》中记载,周夷王专门强调战争中要“勿殄寿幼”,即不要伤害老人和儿童 。《司马法》也记载说战争中要“哀怜伤病”,这些都是周代封建军事贵族最基本的战争修养要求 。
但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宋荆战泓水之上章》中记载,宋国的士匽就批评宋襄公坚守贵族军事礼仪,而认为战争的意义在于:“伐,深入多杀者为上,所以除害也 。”随着封建军事贵族文化的渐次崩坏,对战争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哀怜弱者和秉持战士风度的文化逐渐受到批评,战争的意义变为“多杀” 。
到战国时代,华夏“最后的武士”几近灭绝,代之而起的是官僚制国家动辄动员数十万平民参与长达数年的巨型焦土战,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封建军事贵族的战争礼仪,正是顾炎武所言春秋时代尚存“礼”与“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伴随着礼乐的崩坏,骑士的战斗风度最终被“多杀为上”所取代 。
不同文化中的贵族军事礼仪
在很多不同的古代文化中,都出现过类似中古欧洲骑士传统那样的军事贵族礼仪 。例如,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记载了雅利安军事贵族的战争礼仪:“遵守传统习惯,不会出现欺诈,即使战斗结束,双方都会满意 。如果用语言挑战,就用语言应战;退出战斗行列的人,不应遭杀害 。车兵对车兵作战,象兵对象兵作战,马兵对马兵作战,步兵对步兵 。按照勇气、胆量和年龄,发出警告,不应杀害没有防备或惊慌失措的人 。不应杀害与别人作战的人、疯癫的人、转过脸的人、兵器损坏或失去铠甲的人 。不应杀害那些鼓手和号手、车夫、牲口或运送兵器的人 。”
吠陀时代的《摩奴法典》第七卷中也明文对刹帝利贵族武士的战争礼乐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战士在战斗中决不应该对敌使用奸诈兵器,如内藏尖锥的棍棒,或有钩刺的,涂毒的箭,或燃火的标枪 。自己乘车时,不要打击徒步敌人,也不要打击弱如女性或合掌求饶,或头发苍苍,或坐地,或说‘我是你的俘虏’的敌人 。或在睡眠,或无甲胄,或裸体,或解除武装,或旁观而未参加战斗,或与他人厮斗的人,或武器已坏,或苦于忧伤,或负重伤,或怯懦,或逃走的敌人 。”
古代日耳曼军事贵族也有战争的礼仪,克洛维时代的法兰克人战争之前双方要首先指定一片战场,约定好再进行战斗 。在加洛林时代的基督教国家,战争根据《圣经》的精神确立秩序,包括爱你的敌人和不可使用剑,战争的展开必须符合基督教的正义 。在战争中,军事贵族必须遵守的原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没有披挂整齐的骑士 。有时还要遵守教会的“上帝和平”、“上帝休战”一类的规定 。此外,也不能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 。按照西欧中古封建军事贵族的原则,他们有义务与破坏教堂、抢夺农民或穷人财产作为战利品的人对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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