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和王在晋的争议：明末国防策略的一次转变

天启二年，山海关，一队由京城而来的官驾鱼贯而入，其中兼掌兵部的内阁大学士孙承宗赫然在列。王经略欲尽撤关外诸军入关，于关外修八里铺新城，虫患同学等执意反对，于是引来了他的师父孙阁老来主持公道、判定是非。朝廷派内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巡阅山海关(其实是来掐架的)，刚一落脚他便径直去找了辽东经略王在晋，还上来就是一通组合拳，王经略显然没有准备，几个照面下来都只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后来孙、王这段掐架的对白被载入了明史，此后孙老师经此一战而成名(不难肯定若无此次掐架，孙阁老并还是京师的一个文官而没有后来那么响亮的名声)，而王在晋则声名狼藉。
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对白，明史上描写得绘声绘色：
孙阁老问，等八里铺重城修好了是否就调现在的四万人都填进去守?
王经略答，要另外派四万。
孙阁老一听马上就发招了，反问王经略，新旧两城，四万加四万，就是八万人，你有这么多兵吗?其他地方还守不守?再说，新旧两城相距八里，八里之内有旧城前的地雷和陷阱，倘若新城的守军败退下来，撤向旧城，那这些布置岂非成了给自家人准备下的?而若新城的溃军身后有追兵，那你是开门放他们进来，还是不开门把溃兵报销给敌军? 。(明史孙承宗传：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经略好像是有点儿懵了，半晌才憋出一句话来，说他在山上留了三座山寨给溃军(明史孙承宗传：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
孙阁老听了是又好气又好笑，气是因为王经略太笨，笑是因为没想到王经略笨成这样，兵法讲求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可你王经略却先就把逃跑路线预备下了，那不是成心让新城守军贪生怕死吗?你王经略放弃了外围阵地(明史：尽撤藩篱)不说，还退到关前八里来搞重复建设，并且搞成这样，怎么能保证京畿地区的安全?
于是，王经略被孙阁老一通连珠炮打得彻底无语了。
谈话就此结束。(明史：在晋无以难)
孙老师此后备受推崇，被誉为“贤臣、廉臣、名臣、能臣、功臣”(阎会长语：见《明亡蜻兴六十年》上)，并被认为是“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的“积极进取型人物”(金大侠语：见袁虫患评传)，最终升华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奴而哈吃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艾蝈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明月语：见《明朝那些事》六)依照《明史》的记载，估计王经略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可以钻。不过，假如那天地上真的有缝的话，恐怕里面钻的不是王经略，而是孙大学士……
原因很简单，因为孙、王二位这段载入明史的掐架，其实是孙承宗完败，只不过史书明史把王在晋的反击掐掉了，这才显得孙承宗威风八面。实际上就在孙承宗质疑那三座山寨之际，王在晋说了一番话，孙承宗当即就想到了钻地缝。
在比《明史》更早、更可靠的《三朝辽事录》里，记载这一段孙承宗和王在晋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在这本书里，“无言以对”的不是王在晋，而是孙承宗。具体内容如下：
大学士孙承宗奏：“臣时执偏见谓经臣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 在这篇奏疏中，王在晋在孙承宗的不停追问下，不得不透露出一个秘密：这几万边兵都是老运动员了，特别擅长开溜(边兵善走)，那些品坑地雷和壕沟既是为敌而设，又是为逃散士卒而备的，它们能代替截杀逃兵的督战队进行弹压，实际上就是要将士兵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