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最出名的耳鼻喉科 _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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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来到武汉后是怎样开展工作的？遇到了什么困难？
肖明朝：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于2月13日下午7点到达武汉，刚到的那晚，武汉天气寒冷，驻地酒店没有暖气，房间没有热水，还有几大车的物资需要我们自行搬运、整理，忙完这些已经是14日凌晨了。我们很快接到指示，14日下午就要集中收治大量重症患者。我们医疗队队员中真正具备传染病救治经验的并不多，我们原本计划先培训，考核合格后再进入病区，但紧急接到指示后，只能抽调相对有经验的医护人员作为先锋队，进病区开展救治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原本打算队员搭配进舱的计划被打乱，剩下的相对经验不足的队员感觉压力巨大。
此次我们的任务是整建制接管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病区。随着武汉抗击疫情的进展，主战场已逐渐转移至重症病区。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全力救治危重症患者，尽最大努力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然而，武汉市第一医院整个重症病区大楼都是临时改建的，条件不完备，防护物资相对不足。病人群体中老年人，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者等疾病的患者比例较高，增加了救治难度。再加上我们来自非感染科的队员大多经验不足，穿上防护服又紧张又不舒服，对队员的技术、知识、体能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巨大挑战。可以说，我们是从无到有“新建”整个病区而不是“接管”，压力突如其来。
高强度、高压力的救治工作和病区的高传染风险，对队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2月14日中午12点，我们紧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成立临时党组织，号召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随后的2小时内，我们就接收了70多位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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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报：据了解，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联合其他10支医疗队共同建立了“阳光医院”，为什么会建这样一家医院？
肖明朝：我们来后的第二天晚上，医疗队接管的病区里有一位老伯趁医护人员不注意，想跳楼轻生，被护士及时发现拉住。在救治中，有的患者跟我说，“自杀了，就不会把病毒传染给家人了”“儿女在照顾我期间也感染了，我不想再拖累他们了”……这些都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此次疫情带来的心理伤害，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被确诊的病人担心病情会不会加重，疑似病人每天都在等检测结果，普通人担心被感染，都会产生紧张、焦虑、抑郁等情绪；一些病人家属，由于亲人隔离治疗，自己无法陪护，而产生无助、愧疚等心理。
对于这类病人的疏导、安慰，绝不是站在病人床边喊喊口号那么简单。首先要消除和病人的距离感，让他们信任我们。其次要用专业、通俗的话给病人讲解病情，让他们听得懂，并给予及时心理疏导，帮助病人树立康复的信心。
同时，医务人员也承受着超出想象的压力。身处武汉抗击疫情最前线的医护人员，心理创伤也较大。很多医护人员的状态发生了变化，有人怕，有人闷，有人愁，可能会出现工作耗竭的状态，表现出极度疲劳、自责、冷漠等情绪。而且我们接管的是重症病房，马上开工对于队员的知识积累和技能经验都是很大的挑战。纵使出发前一腔热血，但对病毒的恐惧仍是难免的。
2月16日，我联合各医疗队领队，提出建立一支心理干预小组。这项提议得到了武汉市第一医院陈国华副院长的支持。
2月18日，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圆梦睡眠中心”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圆梦心理睡眠联合干预工作组” 。工作组共有十余人，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进行心理减压。
在工作组的基础上，我们又牵头并联合武汉市第一医院与前来支援的10支医疗队，成立了武汉市首个“阳光医院”，通过心理治疗、身心同治，最终实现患者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的完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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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报：“阳光医院”在心理干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肖明朝：疫情时期，我们的心理咨询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每个医疗队设置了一位联络员，每天收集病人的心理问题，报告病情情况；用微信、电话和病人沟通，再用软件进行评估。我们还招募了后方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精神科专业研究生、志愿者等，进行远程心理干预。
睡眠身心健康评估也是阳光医院开展的一项工作。目前，已有1764人接受了评估。其中，确诊新冠肺炎患者513人，医务人员919人，其他人员332人。此外，我们还发动第三方支持。很多时候病人感到抑郁是因为他们觉得被嫌弃了，这时如果能听到亲朋好友的电话、社区街道和单位领导的安慰和鼓励，对他们来说都是莫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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