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自由精神,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由观( 二 )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认为,为了使学生得到自由发展,免于“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必须使大学成为“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成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 。”因此,在学术上,不论古今中外,凡是有名的学派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应该收集和研究 。这样,“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 。他主张学术自由,“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去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由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使“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能在大学中同时并存 。
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主要要体现在他在求真道路上的纯粹性上,这可能是做学问的人最需要的,又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最难具备的 。我觉得,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会对环境漠然置之,但多会和环境保持必要的距离 。那些和环境融为一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他们的学问、人品,一般来说是靠不住的 。这样的人必然会从环境中得到足够的名利,但他们留给世人的又必然多是垃圾 。他们之所以成为学术垃圾的制造者,并不是他们的脑袋灌了水,而是他们的人格让驴踢了 。不过,这世界也越来越奇怪,先辈们教诲的“要做学问先做人”,似乎在当代失效了,我以为并没有失效 。现实中的不良文人,就不是为学问而在的,他们不做人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凡大师,在成为大师的过程中,有谁不是人格上的健将,有谁没有独立的精神、人格?倒是有些大师因放松了“做人”的标准,从而失去了众人的尊重 。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成为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
陈寅恪先生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最明显的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 。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 。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时期的思想专制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严峻和残酷,正如贡斯当所说,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丧失了,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密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 。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迫互相告密,互相揭发,不断地否定自己,以求取一点人身安全的残存空间 。在强权面前,强度的体力折磨与改造面前,所有的自尊和信念一点一点地瓦解掉,于是再无独立人格,再难撑起中国的脊梁 。
但也有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是真正的“脊梁” 。
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中坚持科学与真理,他甚至婉言拒绝了周恩来总理要求“妥协”的好意劝解,以年近八旬之躯对抗全国“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急风骤雨,从北大校长沦为戴罪之身,却依然铁骨铮铮,毫无半点馁意,真正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