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时南北乡党的差异
明清易代时期的社会局势极其复杂,也造成了各地区的差异 。总体而言,北方乡绅在抗清斗争中不如南方活跃 。明史大家顾诚在《南明史》中认为:“应当说黄河流域和南方各省确实存在差别 。随着以崇祯帝自尽为标志的明王朝覆亡,黄河流域的汉族官绅一度受到大顺政权的沉重打击,不少人把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看成维护自身利益的新靠山 。”
北方的反抗更多是生存的需要,更多的例子是乡绅结寨自保以避战乱 。如山西阳城陈氏,造河山楼集结族人与乡邻共同抵御农民军的侵扰 。然流寇乱世一过,该家族迅速参加了满清组织的科举,如子弟陈元于顺治八年中山西乡试 。史学家赵世瑜评价道:“朝代的更替、君主的变换,在陈氏一家这里,完成得比较自然,似乎并没有考虑忠节的问题 。”
山东的望族在明清更替之际反抗比例很低,抗清大多发生在明亡之前的崇祯十五年(1642年)满清入寇时期 。在1645年后的满清定鼎过程中,抵抗非常微弱 。顾诚在《南明史》中列举的山东抗清斗争大多由平民发动,虽也有乡绅参加,但无论人数还是分量都远不如江南 。相反,参加新朝科举的世家倒是不少,如临朐冯氏、福山王氏 。
山东望族在易代时期的兴亡也可见一斑,明代即存的45家望族中,清朝初年(顺治年间)败落的只有3家(《明清山东望族初探》马翠);相比而言江南苏松地区67家望族中,同时期衰落的占1/3(《何处是江南》第38页杨念群) 。
这种南北差异有四个原因,首先“南方望族世家的宗法制度要更加完整,家族观念更加浓厚 。……但山东望族的宗族制度从总体上来说比较松散,几代发展之后,家族成员即分支发展,很少有家族世代聚族而居 。”(《明清山东望族初探》)北方乡党的完整性、严密性较弱,成为易代时期反抗微弱的潜在的重要的因素 。
其次,乡党组织背后还蕴涵了文化的根基,有明一代,江、赣(明朝时统称南直隶)、浙三地文士儒生占了全国66.7%,而全国80%的文士又在南方 。(《江南与明亡清兴》汪荣祖)
还有农民军的破坏,满清入关后迅速推行的圈地政策,也成为削弱北方乡绅势力的客观原因 。
乾隆年间,清朝皇帝做了一本《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其中记录了3600多名为明朝殉国的士人 。这个数字与整个大明的士绅相比,肯定属于小部分 。但正是这些为数不多的明朝乡党们,在那样的大时代里恪尽本分,牺牲殉国,为子孙后代保持了一份荣光 。
【明清易代时的乡党:因为颁布剃发令群起反抗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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