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最初不是花李商隐为何用其形容青楼美人？( 四 ) _青楼

“玫瑰”之名的变迁与“汉学”研究的兴衰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确证史籍中的玫瑰原本究竟指哪种矿石，而这样的确证意义或许并不大，因为这种石材最初出现在汉文史籍中，便相当神秘，人们的关注点不在于实物，而是这一名物所承载的外来、稀有、昂贵、华美等属性，如薛爱华所说，“舶来品的真实活力存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的领域之内” 。“玫瑰”之名所指，在唐朝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具体契机已难得其详，但结果非常清楚，玫瑰与石材之间的联系逐渐稀薄，甚至被人遗忘，转而成为一种观赏花卉的称谓，新联结的建立，有其偶然性，但可能性很大的，是这种花卉及其名称令时人联想到脑海中“玫瑰”宝石应有的模样。英文中玫瑰和蔷薇是同一个词，而唐人知识系统中两者却不是一回事。当时玫瑰养殖似乎还停留在赏玩阶段，因此，“玫瑰花水”是否在唐朝切实存在，尚难落实。同样的，作为动物名词的“猩猩”，在唐代，则多数情况下以“猩猩血”的形式出现，唐人观念中正红色与猩猩血之间的强劲联系也是空前绝后的，这显然源于唐人热衷绚烂、热烈之色的审美文化。无论是玫瑰与宝石，还是猩猩与颜色，都反映了名与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对应关系，而历史之生动正在于这一关系的变动不居，同时也是《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书名的深意所在，“虽然这种桃子曾经是某种‘真实的’存在，但是这种水果已经部分地成了一种玄虚神妙的实体” 。也就是说，这本书的研究对象与其说是物，毋宁说是不同时空中变化与流动的观念和风俗，是物品背后生动的历史。
然而，这类“汉学”研究无论从旨趣还是文体在此后似乎都逐渐失落，甚至为人遗忘。《撒马尔罕的金桃》初版于1963年，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1964年为本书撰写的书评中提到，“人们很想知道，这类研究如何有益于‘现代汉学’(modern sinology)，多大程度上不过是‘伯希和一辈古物学家研究’(antiquarian inquiries of Pelliot and his generation)的延续”，“现代汉学”一词意味深长，因为同年3月22日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第十六届年会围绕“中国研究与其他学科”(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进行了专题讨论，与会者包括列文森(Joseph Levenson, 1920-1969)、芮玛丽(Mary Wright, 1917-1970)、施坚雅(William Skinner, 1925-2008)、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 1920-1975)、牟复礼(Frederick Mote, 1922-2005)、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杜希德等众多著名的中国史研究者，用施坚雅的话说，这次讨论正是在“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Sinology is dead; long live Chinese studies)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次讨论会仿佛美国学界对传统“汉学”的一次集体告别，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作为东方学分支的“汉学”缺乏理论探求，没有时间意识，不过把古代中国作为知识的“博物馆”或“杂货箱” 。杜希德的评论文章却对此表示异议，他心目中的汉学深厚得多，非常开放，也具有包容性，他强调，以语言研究和文献辨析为核心的传统汉学方法无论如何都是理解中国的基础，这种看法并非主流，因此其文章名不乏悲情色彩，叫作“为汉学孤独地喝彩”(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 。就此而言，杜希德和薛爱华之间不乏共鸣。但薛爱华显然更为保守，传统“汉学”危机在“二战”后就已暴露，五十年代末期，他曾一度公开主张废除“汉学”和“汉学家”一词，转而以汉语“语言学家”自居，但这一提议并未被学界采纳。二十多年后，薛爱华1982年在一次讲演中再次反思“汉学”之名，他提倡恢复汉学的本初意义，即汉语研究，特别是古代汉语文献研究，应与通常所说“拉丁学”、“埃及学”和“亚述学”相同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一号召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当时全球格局星移斗转，欧美世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研究在新时代背景下有了新的旨趣和路径，绝大多数人早已放弃了这一语境下的“汉学”，就像唐人已不再将玫瑰当作宝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