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最初不是花李商隐为何用其形容青楼美人？( 二 ) _青楼

由此我们再来反观见于东晋葛洪(284-364)辑佚《西京杂记》卷一的一则记载，“乐游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此处“玫瑰树”常用来证明汉朝已有玫瑰种植，但作为孤证，此处玫瑰并不见得一定是植物，更可能是宝石，“金树”、“银树”、“琉璃树”、“珊瑚树”、“玛瑙树”等皆频见于佛经。另据《太平广记》卷二三六引《西京杂记》，汉武帝得天马，“常以玫瑰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武帝时代玫瑰为宝石之名，亦是清晰可见的。
佛教七宝是装饰佛教供养器具的重要宝石，也是佛天世界建筑装饰的重要材料，《大般涅槃经》中的宫宅，墙壁由金、银、琉璃、颇梨四宝做成，地面则铺以玫瑰。唐代佛经字书《一切经音义》注解“玫瑰”称，“石之好美曰玫，圆好曰瑰”，“瑰”读音当是“胡魁反”，与“回”同音。初唐欧阳询(557-641)《艺文类聚》卷七七中引梁刘孝仪《平等(寺)刹下铭》中，美轮美奂、仿若天界的佛刹“槛缀玫瑰，阶填粟玉”，呈现出“火齐胜明，烛银扬采”的效果，这里玫瑰与火齐对应，反映了时人对玫瑰石的理解。这一表述为唐朝开元时文人常允之用在《重修临高寺碑并序》(《全唐文》卷三九六)一文中，“文以粟玉，藻以玫瑰”，中古观念中以七宝打造佛殿极为常见，所谓“水晶宫殿琉璃瓦”(欧阳炯《题景焕画应天寺壁天王歌》)便是这一观念的典型。这种以金银、宝石打造装饰建筑的趣味源自西方，有其现实依据，大秦国王宫“柱栊多以水精、瑠璃为之”，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旧唐书》卷一九八)，这一以金银、异宝装饰宫殿的风尚深刻影响了唐朝，崔颢(704?-754)笔下，“水晶帘箔云母扇，琉璃窗牖玳瑁床”等宫廷陈设，文学修辞背后有相当写实的成分。
从汉代至初唐，“玫瑰”之名所指显然都是一种产自西方世界的宝石，无论施于宫廷还是佛刹，都是昂贵、稀有的珠宝。颜师古注反映出，初唐人认为玫瑰即火齐珠，于是《隋书》卷八三《波斯传》所列土产宝石，便是“火齐”与真珠、颇黎、兽魄、珊瑚、瑠璃、码碯、水精、瑟瑟等并列一起。中宗朝权倾一时的安乐公主(?- 710)曾掷三万重金打造一件百宝香炉，其表面除了各种奇花异草、珍禽仙兽的花纹，更嵌有珍珠、玛瑙、琉璃、琥珀、玻璃、珊瑚、车磲、琬琰等各类宝石(《朝野佥载》卷三)，已不见玫瑰。进入中唐，玫瑰作为石头之名的例子越发少见，晚唐文人苏鹗(886年前后进士及第)《杜阳杂编》提到晚唐宫廷中有“玳瑁帐、火齐床”等物，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宝石皆被用来制作宫廷室内陈设用度，也不再用“玫瑰”石。
中古时期，“玫瑰”和蔷薇是同一种植物吗?
玫瑰之名逐渐脱离宝石的同时，转而日益频繁用于指称某种植物。自八世纪前期开始，唐诗中出现玫瑰，几乎无一例外指玫瑰花。比如开元年间文士李叔卿《芳树》一诗写道“春看玫瑰树，西邻即宋家;门深重暗叶，墙近度飞花” 。中唐卢纶(739-799)《奉和李舍人昆季咏玫瑰花寄赠徐侍郎》一诗中，玫瑰花色泽艳丽，香味浓郁，所谓“雨朝胜濯锦，风夜剧焚香;断日千层艳，孤霞一片光”，司空曙(720?-790?)同名唱和诗写道“攒星排绿蒂，照眼发红光”，“蒙茏珠树合，焕烂锦屏张”，也意在突出玫瑰花枝鲜艳夺目的视觉效果。活跃于八世纪中后期的文人邵说曾撰《上中书张舍人书》(《全唐文》卷四五二)一文，他应张舍人之求，送上数本自己亲栽玫瑰，文中强调玫瑰“常开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满庭，虽萱草忘忧，合欢蠲忿，无以尚也”，可见时至八世纪中叶，玫瑰花已是官家士人热衷于家居庭园栽培的花种。邵文还提到曾向树艺专家请教玫瑰养殖技术，提醒张舍人若能“当春徙之，度地居之，顺其阴阳，遂其成性，根茎未固，拥之以沃土，枝叶未茂，漑之以寒泉”，便可得“扶疎郁映，红芳可得而玩矣”之效。有趣之处在于，这篇文字除了强调玫瑰的品性和养殖，其深刻用心还在于作者自比玫瑰，这一自荐策略也反映出，玫瑰在时人心目中已是脱俗名贵的花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