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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疫措施
20世纪80年代，为了尝试理解和抵抗艾滋病流行，我与身兼内科医生和病毒学家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成了好朋友，目前他已经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主任。我们很快了解到全球很多国家的政客拒绝承认HIV对民众具有重大威胁，但军队除外。他们几乎都认为艾滋病会严重威胁军队和军事战备，且会损耗大量军费。他们的观点是：我们不能盲目地假设士兵们都是圣人。相反，他们只是普通人。随后，雷德菲尔德帮助沃特李德军事医学中心设计和制定了一套方案，以对全美正式服役的军人进行HIV检测。（尽管检测结果备受争议，但是检测为阳性的军人会被禁止服役。）
在没有特效药的时期，HIV感染者的死亡率一度超过90% 。当已婚夫妇中一人被检测为HIV阳性，另一人是阴性时，医生通常会强烈建议他们在性生活中使用避孕套。但让我惊讶的是，只有不到1/3的人会遵循这项建议。我想：“如果人们忽视夫妻间无保护的性行为带来的致命风险，我们将会陷入真正的麻烦中。”在那之后5年时间里，有超过3/4的HIV阴性伴侣被感染。
我一直用这件事来说明，现实往往与理想对立。人的性欲深深地印在天性中，它也是驱使异性交往和交配的动力。我了解在20世纪80年代，让绝大多数人改变性生活习惯是不太可能的。实际上，早在19世纪，人们就知道了梅毒的传播方式和危险性，但是到了20世纪初，仍然有10%~15%的美国人感染梅毒。这并非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避免感染，而是他们不愿意改变生活方式。
而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同样也存在被我们忽视的性驱动力。它是人们走出家门去酒吧或者派对的一部分原因。如果人们只是想喝酒，完全可以安全地在家里享用。但是，这并不能满足那些有其他欲望、单身的独居年轻人。公共卫生政策应该意识到这些事实。
在艾滋病流行中，我们学到的一些可以帮助年轻人改变行为的经验，也同样可以用于对抗新冠肺炎疫情。首先，你需要了解你面临的风险和你的伴侣，并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很多年轻人错误地认为即使自己被感染了，也不会很严重。而这种想法不仅不现实，而且就算是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在后续面临严重、持久的身体损伤。不过越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这种风险，他们就越有可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他人。这正是我们在艾滋病流行中发现的现象。
【hiv是什么病毒阴性是什么 hiv是什么病毒男人得艾滋6个前兆】5.资助病毒学研究
当我询问专家们是否知道新冠病毒或者其他任意一种冠状病毒在分子生物学上的细节时，没有人能给出足够详细的答案。这是因为在第一波SARS疫情过去后的2006年，政府和工业界就终止了资助冠状病毒研究；几年之后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又重复了这个故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基金委员会，都低估了冠状病毒的威力。尽管那些参与过抗击SARS和MERS疫情的人不断发出清晰、严厉的警告，但冠状病毒研究的资金投入还是枯竭了。一些具有治疗潜力的SARS或MERS特效药，本可以帮助抵御新冠肺炎疫情，但因为缺乏资金均未能完成。
截至10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已导致全球超过3800万人感染，109万人死亡。我们有充足的动机去增加这个领域的研究资金。为了加快疫苗和药物的研发，美国已经在春季开放了项目资助渠道。但这就足够了吗？我们从艾滋病流行中认识到，在危机来临时，具有完备的研究体系是多么重要。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癌症研究，为艾滋病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的美国政府响应民众的担忧，在数十年中迅速提高了癌症研究的资助经费。在1971年美国国会同意实施尼克松总统签署的国家癌症法案后，这些资助更是到达顶峰。当时政府承诺给予癌症研究16亿美元的经费，这相当于今天的100亿美元。虽然很少有人了解这些资金的回报，但正是这些投入帮助构建了强大的科学认知与技术体系，使我们能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解HIV 。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不想讨论或投入一些公共资金来资助艾滋病研究。直到1987年，里根总统才第一次发表了关于艾滋病的演讲。在他第一届总统任期内，政府几乎没有资助艾滋病研究。几乎没有科学家愿意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来研究艾滋病的分子生物学机制。但是，当演员罗克·赫德森患有艾滋病的消息传出后，在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特德·史蒂文斯、民主党议员特德·肯尼迪、演员伊丽莎白·泰勒还有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的共同努力下，艾滋病研究的财政预算在1986年增加到了3.2亿美元。随着资金的涌入，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也开始参与艾滋病研究。安东尼·福奇（AnthonyFauci）和我帮助构思出了第一个由国会资助的艾滋病研究项目，他为防控和治疗艾滋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今，他也在为抗击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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